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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8点半，电话便响了。由于是星期日早晨，比尔·查德威克仍在被窝里。他不想接电话，但它却响个不停。响了10次之后，他从被窝里爬起来，下楼来到厅里。
“谁呀？”
“喂，比尔吗？是亨利。”
是同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并不熟，只有点头之交。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晨你也不睡点懒觉儿？”
“哦，不，”对方说，“我只是出来到公园里跑一跑。”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他心中暗想，这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这么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电话那端，卡彭特似乎有点踌躇。
“您看了今早的报纸了吗？”卡彭特问。查德威克朝厅门口的垫子上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在那儿，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您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
“没订。”查德威克说。电话里停了好一会儿。
“我想您今天应该看一看，”卡彭特说，“上面有您的事儿。”
“是吗，”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报上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踌躇起来。他声音中明显地露出了窘迫之情。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了，好跟他议论议论。
“那么，您最好还是自己看一看吧，伙计。”卡彭特说，并挂了电话。
查德威克盯着嗡嗡响的话筒，将它放了回去。跟所有的听说报上文章提到他、但还没有看到文章的人一样，他很感兴趣。
他拿着《快报》和《电讯报》回到卧室，交给他妻子，在睡衣外面穿上裤子，套上开领毛衣。
“你要上哪儿去？”他妻子问。
“就到街上买张报纸，”他对她说，“亨利·卡彭特说报上有关于我的事。”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准备早点。”
街角上的报店只剩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种厚厚的副刊很多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这儿就钻到一大堆栏目和副页中东找西找。他宁肯耐着性子几分钟跑回温暖舒适的家中再去看它。他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经把桔汁和咖啡摆在餐桌上了。
他开始翻报纸时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页数，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开始看。他喝。第二杯咖啡时，把新闻看完了。他撇开了艺术文化栏，同样又跳过了体育栏。只剩下一些彩色专利和商业评论了。他是伦敦郊区的一位小本自营商人，于是，他开始读商业评论。
在第三版上，一个名字引起他的注意；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公司名，这个公司最近才垮台，但跟他有点买卖，而且使他损失惨重。文章刊载在一个自称为旨在调研的栏目里。他读着读着便放下了咖啡，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
“他怎么给我写出这些事情呢？”他低声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显然，她很关心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一句话没说，把报纸递给妻子，折叠起来，以便好找那篇文章。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不禁倒抽了一口气。
“太可怕了，”读完后，她说，“这个家伙暗指，你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站起来，在厨房中踱来踱去。
“他不是在暗指，”他说，他已从吃惊转为忿怒。“他就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真他妈的，我以前上当了，是被蒙在鼓里的。我真心诚意地卖给他们产品，他们垮台了，我的损失比谁都不少。”
“这篇文章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他妻子问，脸上忧心冲忡。
“伤害？简直是毁了我。而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我从来没见过写这篇文章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一边读着文章的作者行一边说。
“可是我从没见过他。他也从没与我联系和核实一下。他根本不能那样说我。”
星期一下午，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也是以同样的表情说着。律师表示，他看到那篇文章时，也感到非常讨厌，并且很同情地听着查德威克讲述着他与那个被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您说的来看，这篇文章所说的，从表面上看来，无疑是犯了证据确凿的诽谤罪。”他说。
“那么，这帮混蛋就得撤回文章，并且要道歉。”查德威克火冒三丈地说。
“原则上是这样的。”律师说，“我想，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您给编辑写封信，解释一下，我们认为您受到了编辑的一位雇员的诽谤，请他寻求以撤回文章并道歉的方式来纠正一下。当然，要刊登在显要位置。”
他们最后就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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