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沮丧地问道。
“对！”基恩回答。
“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
基恩看上去不明所以，“从你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用它干什么了？”
基思想了一想说，“你开始玩接龙。”
科明法官简直要相信这种惊人巧合的可能性了，他的心又咯噔一沉。
“是我先和你搭腔的？”被告问，“还是你先跟我搭腔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看起来很懊丧的样子，“我先和你搭腔的。”他又转向陪审团说：“但他玩的太差劲了，我忍不住。黑牌连红牌，红牌接黑牌，他看不出来，所以我给他指了几个。”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你建议的。”基恩恨恨地说，“你建议说咱们少赌点，玩得有意思点儿，那可是大赌啊。62英镑不是小数啊！”
陪审团又点头。的确是，够一名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的，是你提议赌钱的，那之前我们正用火柴棒玩！”
杂货商仔细地想了想，他一脸诚实忠厚。他想起了什么，他不会撒谎。
“或许是我。”他承认道。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转向陪审团说，“但那不就是骗局吗？那不就是搞鬼的人想干的吗？他设的圈套，诱骗人赌博。”
他显然喜欢上了“诱骗”这个词，对法官而言那是个新词。陪审员点头同意，显然他们也厌恶被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郁郁地说，“当我们清账时，你付给我多少？”
“62英镑！”基恩愤怒地说，“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就我本人，你输给我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地想着，他的脸拉长了。“没输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他此时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输了大约8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农民赢了’，到底谁是农民？”
“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韦克斯福德来的农民，玩的不好但手气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
基恩看起来迷惑不解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的扑克，他就是要诈骗我！”
案件调查结束。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证，他发了誓。他的陈述简单平淡。他贩卖马匹为生，这没什么违法的，他喜欢打打小牌，但不是什么高手。5月13日乘火车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逍遥地喝着黑啤酒，突然觉得椅子上大腿旁边有个硬东西。
那是副扑克牌，显然是前一个坐在这儿的人丢下的，确实不新了，他想过交给店主，但又想这么一副旧扑克不值钱，便自己留下了，也好用它在买马贩驴的漫长旅途中玩玩接龙找点乐趣儿。
如果牌作了记号，他也毫不知情。他不懂探长所说的什么描边和明暗处理，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说诈骗，诈骗还不赢钱吗？他问陪审团，他自己的8英镑10先令全输给了陌生人。他自己也是个傻瓜，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如果基恩先生赌输的比他多，那或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更沉不住气。至于诈骗，他和那没关，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血汗钱。
在盘问证人时，原告律师想找出陈述破绽，但瘦子谦恭又顽固地坚守着，无懈可击。最后律师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着法庭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是个可怜虫，奥康纳！法官想：不管你的话哪个是真的，你都是个背运的牌手，否则的话，你也是个窝窝囊囊的耍钱鬼。不管怎样，你两次都输了，用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没说别的，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酒吧里发现了这副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有记号。陪审团私下里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但事实是：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并不能推翻被告辩护，原告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其次，被告指出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玩扑克又要赌钱的，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要件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卢根·基恩那儿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即证人，连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目悬殊而已。就这点而言案子得败诉。他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很了解庭审的规矩，所以顺便指出还差15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不让特拉利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律程序之一。这12位先生没用10分钟就做出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