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5月13日在凯里镇，利用扑克，或是打牌，靠欺骗或非法手段从一位叫卢根·基息处赢得大笔金钱，由此构成了以欺诈手段从上述的卢根·基恩处获取了大额现金。对起诉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小心地放下笔，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书，好像希冀着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整个审讯一样，最后他抬起眼睛。
长着一双讨好眼睛的小瘦子从对面有些吃惊地默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吃惊地看着被告。
“没有犯罪。”奥康纳小声地说。
“等一下。”法官说，法庭的人静坐着，看着他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他那掩饰的面孔背后，内心一片混乱。他本可以马上不审这个案子，只要说出自己认识被告即可。
随后他想到，这将意味着重审，额外花销要由与本案有关的纳税人来付，因为被告现已被正式起诉。他心里想，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能不能信任自己公正地判案，并向陪审团做出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肯定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执事照做了，然后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在心里暗暗发了誓。现在，公平就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对付公诉人律师。
律师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很简单。5月13日，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在都柏林登上了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即对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用的是被告的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了，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并要求在特拉利站台上警察能到场。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察，这个面容严肃的高大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发誓说，5月13日得到消息后他就来到特拉利站，正当都柏林的火车进站。他在那儿遇到这个人给他指出了被告，后来知道那人是卢根·基恩先生。
他让被告和他去一趟特拉利站警署，那人和他去了。在那儿他搜了身。东西中有一副扑克牌，基恩认得那是在火车上玩扑克用的。
他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一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奥康纳就被起诉犯法。”
如此而已，下一个证人是都柏林爱尔兰警察诈骗科的。法官心中暗想，他昨天显然也在火车上，但坐的是三等车厢。
探长发誓说，经过严格检查，这副扑克是做过记号的，公诉人律师拿起一副纸牌，探长按照记号分辩出来了。这副牌传给了法官，律师询问说：“这副牌是怎么做记号的？”
“用两种方法，大人！”探长对法官说，“用俗称的明暗处理和描边法。四种花色的每张牌背面不同位置都描了边，牌的两端也描了，这样无论哪端朝上都不影响。描边法中，图案边界和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改得宽度不一，这种变化虽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能看出来，这样就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拿的是什么花色。这么说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科明法官盯着奥康纳说。
“大牌，从A到10，是用明暗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物轻微改变纸背面图案小区域的明暗，这种区域很小，并不比手指尖儿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人认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搞鬼的人发牌时也有必要作假吗？”律师问，他知道陪审团都非常感兴趣。这毕竟和审讯偷马案大大不同。
“发牌可能作假。”诈骗科的探长承认说，“但没什么必要。”
“有可能把这样的赌徒赢了吗？”律师问。
“绝对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说，“搞鬼的人知道对手有好牌时可以不跟牌，知道自己有好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律师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盘问证人。
“关于证人证词你有权问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对被告说。
“谢谢，大人！”奥康纳还是缄口不语。
律师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他进了证人席就像是公牛进了斗牛场，他瞪着奥康纳。
经律师提醒，他作了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了结了一桩生意，所以他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在火车上，他被诱骗参加了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60英镑。他犯嘀咕了，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他还是赢不了人家，还是输钱。
在法兰福，他下了火车，确信自己是上当了，于是请警察在特拉利车站到场。
“我就知道，”他转向陪审团大声地说，“他用作了记号的牌玩。”
陪审团的12位好心人都一一严肃地点点头。
这时奥康纳站起来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无比忧郁，就像是牛棚里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