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顽固下去，”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太太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嗯？从墙后的墓穴中讲话，过了15年了。她会讲的。她会在实验室中说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何时发生的，甚至为什么发生的。然后，咱们再来这里，那时，我就要起诉你。”
尽管他不易发怒，但这回却让老头的沉默把他气坏了。不是因为说得太少，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说什么，只是用捉摸不透的眼光盯着汉雷。汉雷问自己，这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惊恐？惧怕他汉雷？悔恨？嘲讽？不，不可能是嘲讽。这老家伙的劫数到了。
他站起来后，用大手摸着脸上的胡茬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又回到拘留室去了。
汉雷坐在沙发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枕着靠背，伸直两腿，鼾声如雷。
8点钟时，他醒来了，到卫生间洗了洗脸，刮了胡子。两名实习小警察看到他来得这么早，不禁大吃一惊。9点钟时，他已吃完早饭，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9点半时，梅友路的工长打来了电话。汉雷考虑着如何回答。
“好吧，”他终于说，“你们可以围起来和打混凝土了。”
20分钟后，麦卡瑟教授来了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教授兴致勃勃地说，“皮肤也软得可以解剖了。我们正在淋干，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开始了。”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报告呀？”汉雷问。
“那要看你指什么，”电话里说，“正式报告的话，得两三天；非正式的话，午饭后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因，我们昨天已经肯定了脖子上的勒痕，正如我昨天怀疑的，是用袜子勒的。”
这位病理学家同意两点半时从陈尸所到汉雷办公室来。
一上午没有什么打扰，只是道金斯在中午时打来了电话。
“挺走运，”他说，“在战争局的档案室找到一个朋友，给了我特殊照顾。”
“谢谢，少校，”汉雷说，“我在做记录，说吧。”
“事情并不多，但却肯定了咱们昨天的想法。”
汉雷心里说，你昨天想了什么呀，这个殷勤的英国佬。
“士兵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40年10月抵达利物浦的都柏林码头并志愿参军。基本训练是在约克郡的卡特里克军营进行的。后来转到国王龙卫队，1941年3月被旅往埃及作战。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熬上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同一年，他在德国的秋季攻势中当了俘虏，后来的战争年代里，他一直都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里当农工。1944年10月，被俄国人解放。1945年4月被遣返，正赶上5月份欧洲战争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状况的？”汉雷间。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档案里有记录。1945年12月14日在北伦敦爱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那年她17岁。你知道，1946年1月，他光荣复员，在爱德蒙顿当店员，一直到1954年，所以，部队知道他的地址，也是最后的地址。”
汉雷诚恳地感谢了道金斯，放下了电话。拉金娶那位17岁姑娘时，是34或35岁。他们搬到梅友路时，她可能只有26岁，但他可能已经是暮气沉沉的43岁的人了。她1963年死去时，才35岁，仍然很动人，而且也可能很有性感和性欲。而他已经52岁了，已经不令人感兴趣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是啊，这就会出问题。他耐心地等待着麦卡瑟教授的到来。
病理学家真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到了汉雷办公室的椅子上。他掏出烟斗，清闲地装着烟丝。
“实验室不准抽烟，”他道歉地说，“但烟能盖住甲醛，你应该喜欢它。”
他惬意地抽着烟斗。
“已经搞到你要的东西，”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了。是用一只袜子勒的，引起窒息，又狠狠地击了头。舌骨这儿，”教授指着自己下额和喉头的地方，“三处骨折。在死之前，头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头皮破损，但没有死。可能是被打晕后又引起窒息死亡。”
汉雷靠到椅子上。“太好了，”他说，“死亡年代呢？”
“啊，”教授说，拿过来自己的文件箱，“我给你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把手伸到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袋，里面装着一块变了色的旧报纸片，约有4寸宽6寸长的样子。
“头皮可能流血不止，凶手为了不让血流到地毯上，一定是用报纸把流血的头皮包了起来。毫无疑问，正是在他砌假墙秘室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看出是一张旧日报，上面的日期还能看出来。”
汉雷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袋子，用放大镜看着那块旧报纸。他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定是一块很旧的报纸了。”他说。
“当然是很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