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之家。我刚从他那儿回来，所以耽误了。”
他打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汉雷向后靠在椅子上。
“莫兰太太回忆说，1954年，住在38号的鳏夫死了，房子上挂出了‘出售’牌子。只挂了两周就摘掉了。又过了两周，拉金夫妇搬来了。那年，拉金大约45岁，他太太年轻得多，英国人，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在伦敦时，她丈夫是店员。一个夏天，拉金太太不见了。莫兰太太说，肯定是在1963年。”
“她是怎么肯定的？”汉雷问。
“那年11月肯尼迪被刺，”他说，“消息是从路口旅馆酒吧传来的，旅馆里有个电视。不到20分钟，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边议论这个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邻居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她没有敲门就直奔客厅里，拉金正在沙发里打吨，他惊得跳起来，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时拉金太太就不见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过去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63年1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1963年夏天不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雷问。
“出走了，”刑侦员毫不迟疑地说，“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总也不想出来玩玩，连星期六都不出来，所以，他太太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吵了许多次，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好调情，所以，她挟起包裹出走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有些妇女认为他活该，谁让他不待她好点了？谁也不怀疑什么。
“打那以后，拉金就更缩着不出来了，既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屋子。人们主动去帮他忙，就像小地方那样，但他都拒绝了。终于，人们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店员工作，成了更夫。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门上两个锁总锁着，因为晚上他不在家，而白天又想睡觉。他是这样说的。他开始养小动物。先养雪貂，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打死了。最后养鸡，过去的10年一直养鸡。”
退休的神父也证实了拉金太太的情况。拉金太太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而且经常上教堂，定期作忏悔。1963年8月，她出走了。大多数人都说是跟一个男朋友私奔了。而且，伯恩神父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至少可以说，他不怀疑她是出走了。他曾几次家访，但拉金不信教，拒绝任何精神上的说教。拉金曾骂过他老婆是婊子。
“这些都符合，”汉雷小声说，“当他发现以后，对她有点太狠了，她或许会打算离开他的。天知道，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当地人，也常到当地酒吧去。拉金太太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来喝点什么。一个夏天，她还到酒吧去当过服务员。但不久，她丈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得多，明朗，欢快，也不讨厌别人挑逗。
“她外貌什么样？”汉雷问。
“小个儿，大约1.60米，相当丰满，圆墩墩的，黑卷发，好笑，胸脯很高。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过去的旧式桶中倒淡啤酒时，那副模样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拉金知道她喝酒时，便大发雷霆，进来便把她拖走。不久，她就离开他了，或者是不见了。”
汉雷站起来伸了伸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拍了拍年轻的刑侦员。
“太晚了，回家去吧。早晨都写下来。”
当晚，汉雷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探长——现场负责人。
“已经清完了，”他告诉汉雷说，“最后一块砖都清出去了，但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找到。”
“那么，就得靠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它情况了，”汉雷说，“或者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探长问。
“还没有，”汉雷说，“但他会说的。这些人，最后总要说的。”
探长回家了。汉雷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今晚在局里过夜了。过半夜时，他到拘留室里去看看老头醒着，坐在床边，盯着对面的墙。汉雷朝看守他的警察摆了一下头，他们便一起来到审讯室。警察坐在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雷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训词：“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然后，他坐在老头的对面。
“拉金先生，15年了。那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啊。1963年8月，对吗？邻居们都记得；神父记得，甚至邮递员也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老头抬起脸，看了一下汉雷的眼睛，又低下去看看桌面。什么也没说。汉雷坚持问下去，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角落里的警察直打哈欠，但拉金都显得毫无倦意。汉雷明白了，拉金打了多年的更，可能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
他终于站了起来。这时，审讯室挂了霜的窗户上已经透出了一层灰白光。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