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马丁悲恸欲绝，但幸好有两位坚强的人给他以支持。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是仅有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一个是与他相处了十四年的伴侣戈登，一个高大英俊的经纪人，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但在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醉酒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阵金属与人体的剧烈碰撞声之后，戈登便躺在了太平间。在令人尴尬的葬礼上，戈登的双亲顽固地拒绝了他的眼泪。
他一度打定主意要结束自己处于无边悲痛中的生命，但他的哥哥麦克似乎洞察了他的想法，赶来与他同住了一个星期，开导他渡过了这个难关。
自他们在伊拉克的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着他的哥哥，后来在英国赫特福德镇郊外的海利伯雷公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如此。
麦克在各个方面都一直比他强。肤色黝黑对比他的苍白，身材精瘦对比他的肥胖，性格坚强对比他的懦弱，反应敏捷对比他的迟缓，做事果决对比他的胆怯。此时此刻，坐在那辆商务轿车里，遥望着窗外美国马里兰州的景色，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汤布里奇对抗的那场橄榄球决赛，麦克将就此结束他在海利伯雷五年的学习生活。
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帮他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现在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里的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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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他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将这里称为关塔那摩湾。那个在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光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即使是他们也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牢房里的囚犯被鼓励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以换取优待时，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即使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他也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监狱管理处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人的厚厚的卷宗，审讯官视之为自己的业绩。但里面记载的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有了一份勉强看得过去的报告。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那个人被认为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要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这一天，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了班的那个卫兵说。
但换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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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是本·乔利。他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了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刺探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该怎么做呢？”马丁问道。
“嗯，我已经和他们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了。自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