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整理过这两箱东西。”
她下楼找保姆，没找着，便提着剪刀上来，撕裂不干胶，剪断包装带，将箱盖揭开。一股陈气几乎将她熏翻。接下来她所见的，让她痴愣。她先想到保姆父亲是宰牛的，接着判断这绝不是动物尸骨。她感到有意思了。这时，在她囫囵的脑海中，有两件事正相向而游，游到一块她就明白了。
尸骨……女儿。
但楼下此时正好传来保姆爽朗的笑声。三姑你还笑，你干的好事，你杀了人，还藏尸在此，坑害我朱家！她跌跌撞撞下楼，手翻笔记本，找儿子朱卫和女儿朱丹的电话号码。朱卫的手机一直没人接。朱丹的手机也一直没人接。第二次拨打时，朱丹已关机。母亲便在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惧中下楼去，走进光明的中午。她穿过护城河，走进知书巷，就快要撞着女儿了，却是侧身转进侧巷。兹事重大。她抄近路去城关派出所了。而朱丹走完知书巷后，走过护城河，和社员饭店老板交锋几句，便走到家门口。慵懒的保姆提着毛线及时闪现出来，谄笑着说：“丹丹回来啦？”
“我妈今天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
“我看她跑出去了。”
“不怕，她会跑回来的，她怕我偷她的东西。”
果然不久，母亲高叫着“别跑别跑”，带一伙警察跑来。这事有诸多蹊跷处——疯子报案从来没人理，即使那老所长是她一世情人。他们从初中好起，没牵过一次手，拥过一次抱，亲过一次嘴，却像世间最亲的兄妹，一向都由他来忍让、迁就她的骄横。这天她啼哭着猛然跪下，所长便老泪纵横：“如果是儿戏，就当是陪你儿戏吧，反正我也早退居二线了。”他带着一名警察和两名实习生走进朱家大宅。上楼梯时，他们看见朱丹正汗如雨下地朝下走，便一起退到转角处，让她先下。
“丹丹你这是怎么了？”他问。
“没事。”
她凄苦地笑着，扶着栏杆软绵绵地走。大约十分钟后，那四员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茅塞顿开，争先恐后朝下冲，其中一位还拔出枪。他们看见朱丹刚走到桥边。这十分钟啊，她只走了十米，她的脚就像粘着巨大的口香糖，她就像在噩梦里那样无望地逃跑。
“我们发现死者的西服里有刘国华的名片，他是不是你的初恋？”
“是。”
“他死了多少年了？”
“十年。”
据说在朱丹被铐起来时，母亲突然清醒了，她扑在女儿和警察之间，以极其正常的语言号叫：“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是我。”朱丹说。
那老所长几乎像拎一只兔子那样将她拎开了，她便抱紧他裤腿，大叫：“是我杀的，我一刀一刀地杀，一刀一刀地剁，我将他剁得稀巴烂。”
“是我。”朱丹说。
此后母亲便像扎进没有终点的深雾，再没正常过。她曾经去看守所门口守候，但并不知道守候的是自己的女儿，是保姆牵着她去的。当囚车驰过时，朱丹透过铁窗，看见母亲甚至在笑，这笑容冷淡而做作，像是笑一个血缘之外的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整个地区，每天都有许多人插着裤兜，来朱家门前，仰着头参观，有的人还掏出手机拍照。刘国华的亲属早就在这里贴满“血债血还”的标语，也拉上了横幅。母亲这时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细节，有时还用手抚摸白纸，用脑海里残存的对知识的记忆，念出一些字来。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运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