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身上弄出这么多疤痕，就是要让自己记得。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对你心软。我让这些疤痕替我记着，我和你有深仇大恨。从今天起，我们有深仇大恨。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回来清算你。我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我可能搞坏你，也可能搞坏你父母、老公，还有孩子，可能搞死也可能搞残，可能搞一个也可能搞全部。搞一个还是搞全部，搞死还是搞残，全凭我的心意。我会等你长成一颗大桃子，再来摘你。我说到做到。到时就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以这根指头发誓，我永远不原谅你。”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朱丹因此呆滞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婚礼上惊恐不定，她不时张望门口，总是缩在父亲身后，一旦程序走完，便快速走回房间，锁上门。当时大家只当是羞怯。“我怕他来泼硫酸。”她对母亲说，在后者将她纳入怀中时，她号啕大哭：“孩子生下后，我怕他突然窜出来，将他夺下来摔死。这些年，他就像一块钢板塞在我脑子里，让我不得安生。妈，我就像站在孤庙，雨地里到处是马蹄声，我转着圈儿，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我怕！”
“别怕，我会救你的，我这就来救你。他来过么？”
“没。他消失了。我一度想，他当时只是虚张声势，时间会让他的愤怒消失。甚至我以为这威胁本身就是恶作剧，恶作剧就是目的，他依靠这个来惩罚我。这个国家毕竟还有王法。他吓吓我，吓得我过不下日子，他的目的便也达到了。但正当我这样想时，他托人从外地带来一只包裹，那里有一只塑料袋，袋沿滴着透明的黄油，袋内装着一只发霉的手指。那是他剁下来的食指。他就要回来了。”
尽管不太相信这说法，母亲还是在盛怒中召集本族在街上的人，杀气腾腾地去了二房刘村。“刘国华呢？刘国华在哪里？”他们在这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的村庄呼吼，找到那矮小的房屋。男老人照例用左手扒住女老人的肩膀，拖着残废的右腿出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母亲说。那老人嘴角瞬时流出一摊水，说：“说些什么呢？”
“她说，国华害了她女儿。”女老人说，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们也要讲良心，我们世代都是农民，我也知道你们是城里人，他们俩没好上，我们从来没怪过姑娘。不是一个条件。”
“什么不怪？你儿子说要杀了我女儿。”
“不可能，我儿子那么老实。”
“怎么不可能？”母亲发了疯，嚷起来，只见那男老人眼中滚下一颗球大的泪水，强忍着说：“你们走啊。”
“走什么走？我今天特为来告诉你们，我朱家就没怕过谁。”
“走啊。”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我女儿这些年到你们家来，求你们，讨好你们，好让你们儿子回心转意，不要祸害她。她值得吗？你们配吗？你们哪一点配得上她讨好？”
那男老人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女老人马上大哭：“都死了人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回了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
又过去两年，风平浪静。母亲吃了往日好强的亏，在老年生活中落了单，被一个练功团队召去，每日傍晚大力鼓掌。她又偏偏是无神论出身，因此能在表象上自控，一时使外人不能察觉。只是那疯癫像肥肉，时常勾引着她心甘情愿地走，一不朝前走，便如万蚁钻心。
那朱卫见情况如此，回家便少了。人们只道闺女是小棉袄，见着朱丹每日仍归来。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保姆，比如怀疑投毒。那保姆嘴角长胡子，大字不识的一个村姑，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卷起铺盖要走，被朱丹拉住，加了两百工资。朱丹说：“三姑，你好歹在这里服侍八年了，就当她是个小孩，作弄你吧。”那保姆一听，心软了，后来还能开玩笑：“老怪，你说我下毒，我要下毒早就下了，轮不到今天。”
母亲说：“哼，你先吃，你下毒先把你毒死最好不过了。”
保姆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她们在宅子里旷日持久地玩游戏。母亲总是出其不意在角落放上画过奇怪图案的人民币，装作忘记了。保姆总是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她，她便蘸口水一张张地点，要是少了，便大叫：“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诚实的东西，你就这样贪心，连主家这点钱都偷。”保姆便打电筒去找，不久便真找到五块钱。
却说一日，母亲灵感来了，怀疑保姆将农村的亲人接来住，便闲不住，四处搜寻。她从一楼翻至四楼，一无所获，便去了阁楼。通往那里的楼梯又窄又陡，她一手扶着脑袋一手扶着台阶，爬上去。她一打开锁，便见里边灰蒙蒙一片，一只壮硕的乌鸦扑棱棱飞出窗户。
两只用不干胶粘得严严实实，又被包装带捆死的木箱躺在那里，暗红色的油漆尚未剥落。看得出来，它时刻等待被搬走，却像是不幸的孩子被永久遗忘。母亲抹抹盖上的灰，心说：“我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