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亚公司的运铜船没有一艘能到得了美国的港口，它过不了拉各那·丹尼斯约德这一关。
在雾气重重的冬夜，水手们在码头上低声谈论着拉各那·丹尼斯约德总是抢劫运送救济的船只，对铜则碰都不碰：他用船上的货物把船凿沉，放船员们乘救生艇逃生，但那些铜就沉入了海底。他们一提起这事，就像是在讲无人能够解释的黑暗传说一般；谁都不明白丹尼斯约德为什么不把铜拿走。
在二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为了节省铜缆和电力，一纸法令规定在二十五层以上禁止使用电梯。建筑的高层不得不腾空，还未粉刷的办公隔板便在楼梯间里立了起来。通过特别许可，一些破例的允许——在“必要需求”的名义下——还是给了几家更大型的企业和更高级的酒店。城市的上半截被砍掉了。
纽约的居民们过去从来不会注意天气。雨雪天气只是会讨厌地延缓交通，在灯火通明的商店门口留下些泥水而已。人们穿着雨衣、皮衣和晚间活动的拖鞋，逆风而行，觉得风暴是城市里的闯入者。现在，面对横行在狭窄街道上的阵阵风雪，人们感到了隐隐的恐惧，仿佛他们自己才是临时闯了进来的客人，风才是真正的主人。
“现在对我们来说反正都是一样了，别想它了，汉克，没关系。”当里尔登把无法交付铁轨的消息告诉她时，达格妮说道；他一直无法解决铜的供应。“算了吧，汉克。”他没有回答她。里尔登钢铁公司的首次失败令他难以释怀。
二月十五日夜里，在距离科罗拉多州温斯顿市半英里的铁路交接处，一块断裂的钢板导致机车脱了轨，而这一段本来是应该铺设新铁轨的。温斯顿车站的代理人叹了口气，叫来了吊车；在他的路段，这不过是隔三差五就会发生的小事故而已，他对此都快习惯了。
那天晚上，里尔登高竖起大衣领，帽子低低地斜压在眼睛上方，踩着没膝的积雪，跋涉在宾夕法尼亚州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座废弃露天煤矿的矿坑周围，指挥着他派来的卡车偷偷装煤。这个矿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人能承受得了在此采掘的成本。但一个声音粗鲁、长着一双乌黑愤怒的眼睛的年轻人从一个填不饱肚子的定居点来到这里，组织起一伙失业的人，和里尔登谈妥了运煤的条件。他们夜间开采，把煤藏在暗沟里，他们接受现金作为酬劳，彼此再不多问任何问题。他们和里尔登带着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像野蛮人一样做着非法的交易，他们没有权利、称呼、合同或者保障，靠的只是相互间的理解和对承诺的绝对恪守，里尔登甚至不知道这个领头的年轻人的名字。看着他向卡车上装煤，里尔登在想，这个小伙子如果早生一个年代，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如今，可能再过几年他就会像不折不扣的罪犯一样结束他短暂的一生。
那天晚上，达格妮在应付塔格特公司理事会召开的会议。
在一间堂皇考究而供暖不足的高层会议室里，他们围着一张精美的桌子坐下。这些人在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中，素来要仰仗空洞的面孔、含混的言辞和毫无瑕疵的衣着来保护自己，现在则全都走了样，套头衫裹着他们的肚皮，脖子上裹着围巾，咳嗽声像突突的机关枪一样此起彼伏，不时打断谈话。
她注意到，吉姆失去了他平素表现出的从容。他缩着头坐在那里，眼睛飞快地在人们的脸上转来转去。
从华盛顿来的一个人和他们一起坐在桌前，谁都不清楚他的确切工作和职务，但这毫无必要：他们知道他是从华盛顿来的。他是威泽比先生。他的两鬓花白，面孔瘦长，嘴巴看上去似乎是靠着脸部肌肉的用力拉扯才能合上；这使得他的面孔除了呆板以外，再也看不出别的表情。理事们不清楚他究竟是以来宾、顾问，还是主持的身份出席会议；他们认为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看，”会议主席说道，“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主干线的轨道出现了不说是危急，也是很恶劣的状况——”他顿了顿，谨慎地附上一句，“而我们现有的唯一一条优质铁路就是约翰·高尔特——我是说——里约诺特铁路。”
另一个人等了等，看是否有别人打算接过他的话说下去，带着同样小心翼翼的语气说，“如果我们考虑到设备的严重短缺，而且考虑到我们是在把它作为一条支线来亏损运营，从而继续损耗的话——”他停了下来，没有把考虑到这些之后将会发生的后果说出来。
“要我看，”一个身材单薄、面色苍白、留着一撮端正的小胡子的人说，“里约诺特铁路看来已经成为了公司难以支持的财政负担——就是说，除非采取某种调整措施，就是——”他没有说完，而是看了一眼威泽比先生。对此，威泽比先生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留意到。
“吉姆，”主席说道，“我想你能够把情况向威泽比先生解释一下。”
塔格特的声音依旧保持着刻意的从容，但这种从容已经是在破裂的玻璃物体上绷紧的一块布，时而可以看见锋利的边缘从上面穿过。“我想，普遍认为的是，影响到全国每家铁路的主要因素是企业里反常的破产率。而我们都意识到了，当然了，这只是暂时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