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车上惊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高兴，但失败了。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动用他那可怜的脑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为的是回忆起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某个信息。经过那么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钟之前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追上我们，而我们却呆呆地凝视着他，既无表情、也无言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