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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不过在当时,金杯客车在他眼中无非是资本运作的一个题材而已,对于汽车行业,他所知不多,而且也兴味索然。他当时最想干的事情是如法炮制,把一家又一家的国内公司弄到美国去上市。因此,他很高调地在上海搞了一次研讨会,推广华晨海外上市的经验,结果北京相关部委得知后大为不快,发通知警告华晨此举是“非法”的。仰融的复制梦就此破灭。
事实上,就在仰融购买金杯股票的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
这一年的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在此前的1987年,“红旗”牌轿车已经停产。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大轿车品牌均宣告消亡。不少工人闻讯从市区赶到安亭,争相与最后一辆“上海”牌轿车合影告别,有人眼里还泛起了泪花,还有人则手抚车身,依依惜别。在这种伤感时刻,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它出产的桑塔纳轿车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
1991年8月的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1990年,上海大众的税后利润一举超过了大众的全球赢利目标,其原因之一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有经济条件下,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轿车才能卖17.8万元人民币,几乎6倍于该产品的世界平均价格。”1991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在未来4年内报废170万辆在1974年前制造的老汽车,绝大多数的国产老轿车都在此列。这对于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利好,可惜那些老迈的国有老厂已经无缘分享这块大“蛋糕”。《南华早报》引用物资部门官员的话说:“政府将为机关和企业用新车替换旧车提供财政方面的帮助,这些新车主要是由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合资工厂生产的。”
在资本市场鏖战多年的仰融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就在美国上市后的一年,与仰融交好的赵希友退休,沈阳市政府把国有股出售给了长春一汽,试图傍住大船好出海。然而,两三年经营下来却起色不大。从1995年起,仰融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把精力逐渐转移到经营业务上。当时的汽车行业因多年的垄断经营,各大汽车厂家均裹足不前,业内“行规”重重,暮气十足。当仰融真正进入之后,这位大局观十分清晰和敏锐的战略家很快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颠覆者”。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风头正劲。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集中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段很见仰融性情的逸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耿昭杰傲慢待之,仰融颇为不忿。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卷着图纸再找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500台,一年打个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车给我1万元,总共5000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通报给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耿昭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以为他一定是疯了。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赢利转入亏损,两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
在经营策略上,仰融将业内的“行规”一一打破。他十分推崇《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知变则胜,守常必败。”因此,他每每以打破常规为制定战略的第一要义。海狮客车第一个在产品广告中打出售价,从而杜绝了经销商中间做手脚的可能;它还第一个实行全国统一份额折让,全国各地经销商不分远近大小,统一折让百分点,杜绝了内部人员与经销商勾结牟利的弊端。此外,仰融还把金融业的承兑汇票制度引入汽车业,公司总销售额的60%用承兑汇票,大大降低了流动资金的占用率。
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仰融,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因此打起仗来新招迭出。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一直领跑同业,并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其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起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经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仰融,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一个小小的轻型客车市场显然无法让他吃饱,他又把目光迅即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突变期,在食品及家电商品获得了高速成长之后,大宗耐用消费品的兴盛时代到来了。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房地产和汽车成了新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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