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不能避而不谈。没想到，邓小平在听了汇报后，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样的回答，让在场的干部惊诧不已。邓小平进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离开广州后，邓小平视察四川，在那里又提起在广东的所见所闻：“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
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80年所惊呼的那样——“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荡，风雨如晦，此时的中国，又到了更弦易张的变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