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相处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自1929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突袭中国民营银行业——之后，信奉自由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就在中国逐渐烟散了，与之伴随的是中产阶级的日渐弱势与瓦解，中国民族性中对威权——特别是中央集权的渴望以及领袖崇拜，在后来的岁月中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将是一场没有“蓝图”的变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把振兴经济成为新的、最主要的国家任务。可是，到底该走一条怎样的振兴之路？僵化而低效计划经济体制将以怎样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又将呈现何种陌生的面貌？国营企业集团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经被压抑和消灭了多年的民间商业细胞将如何复活？发展的资金从何处来，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国际资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局限将如何克服？
对这些问题的一一解答，构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成长的种种景象。没有一个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一直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1977年11月，复出不久的的邓小平外出视察，他选择的第一站是广东。
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出现了象石狮那样的地下集贸市场，还发生了难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宝安县每年都有数千农民冒险偷渡到对岸。偷渡者以气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桨，有的甚至抱着一只篮球就跳进伶仃洋，许多人被海浪所吞没。农民外逃的理由很简单：一岸之隔，贫富悬殊实在太扎眼，宝安县一个农民的日收入为0.7到1.3元，而香港农民的日收入为60到70港元，这边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边也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在1977年，宝安县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人，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夏秋。（广东地区的“外逃潮”最早始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有两个事件比较值得关注，第一个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第二个事件是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深圳），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
就在邓小平前来视察的时候，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它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汇报工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