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国务院，他写道，“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发生在1973年的这些经济事件，充满了多年未见的清新气息，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粮食和棉花收成分别增长了10.2％和30.8％，财政收入也增长了4.6％，各项经济数据都是让人振奋的。可是转眼到1974年，政治空气突然又变得严峻起来。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称“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从此，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拉开了序幕，江青称之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为主题，延伸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头实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缠身的周恩来。过去一年里的经济投资及对外合作活动，都被指责为“洋奴主义”。
当时被拿来大做文章的是“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和“风庆轮事件”。
1973年11月，为了引进一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第四机械部的十二个专家，组团到美国康宁（KANNIG）公司考察。就在即将返国的机场上，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来一个箱子，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给中国的客人。打开一看，是每人一个玻璃蜗牛，根据盒内的说明，售价每个55美元。
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有人便写信告状，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江青大喜，以为抓住了一个好典型，她亲自赶到四机部发难，说“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她还指示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坚决回击。”
四机部赶紧向美方去电质询，得到的回复是：“康宁公司没有任何讽刺挖苦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爬行的概念，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被接受，彩管生产线的引进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恢复。
在紧张的氛围中，各部委纷纷清查所收到的各种外国礼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乌龟和黄牛，前者被认定是一种“赤裸裸的污辱”，后者则是在暗讽中国“老牛拉破车”。
所谓的“游览艇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互相关联，而且同样的荒唐。
我国造船能力长期严重不足，自造船舶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需要，周恩来主张造船和买船并举，并在1973年动用外汇购买了一批外轮。
“更新轮”是上海海运局向西方国家购进的万吨轮，原本是一艘可载客270人、装货8000吨的“邮船”。张春桥等人把它定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典型”，在报章上大肆批判，说它的“每一块铁板上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这艘邮船被停泊在黄浦江上，当作“展品”供人们参观和控诉批斗。
为了与引进的“更新轮”形成对比效应，张春桥等人又挖出了“风庆轮”典型。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轮。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买下该轮后认为，它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只适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南造船厂的造反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指责交通部的鉴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国工人，强烈要求风庆轮远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
张春桥等人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
风庆轮在远航途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险情频出，相关实情被刻意隐瞒。1974年的9月底，风庆轮终于“胜利”归来，上海的《解放日报》马上刊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将造船与买船对立起来，认定“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一种“洋奴哲学”，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江青更是公开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分激烈地认为：“看了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让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
从10月到11月间，围绕“风庆轮事件”，江青等人举办了上百场报告会，发动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10月1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借“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发难，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在他身后嘲笑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为了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