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破坏洗劫一空。鞍钢还有6所专业院校及技术业余学校，也被一律解散停办。
生产指挥系统瘫痪，生产秩序被打乱，企业管理一片混乱，当然造成产量下降，质量倒退和事故连连。1967年，鞍钢的生铁、钢和钢材产量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2.4％、42.6％和41.5％，产量倒退十年。海军用鞍钢的钢材建造鱼雷快艇，刚一出海便沉入海底。铁路钢轨断裂事故也时有发生。1969年2月，鞍钢以“群众大会战”的方式开建齐大山露天采矿场，因缺乏科学管理，“大会战”成了“大混战”，炸药混杂堆放导致大爆炸，当场死亡22人，重伤30人。
全国各厂矿企业的厂长及技术领导几乎全部受到冲击，当时正在十堰的山沟沟里为筹建第二汽车厂而忙碌的陈祖涛就是一个受难典型。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中有一段十分细致而辛酸的回忆——
1966年10月，身为二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带了500多人在一个叫老营的小镇上选址筹划，他的筹建指挥部设在一个道教玉虚宫里。一天，一队红卫兵突然冲进玉虚宫来“破四旧”，他们挥起手中的工具，将宫内的汉白玉栏杆、香炉、神像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敲锣打鼓得胜离去。陈祖涛们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认认真真地砸“四旧”的神态，心情异常复杂，他们很不理解，但谁也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破四旧”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这仅仅是很难理解的开始。半年后的1967年4月，陈祖涛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参加文化大革命。”落款是“红二”造反派。在返回长春的途中，他在北京留了几天，看望父亲陈昌浩。7月30日，陈昌浩“畏罪服安眠药自杀”，时年61岁。
陈祖涛一到长春火车站，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每天接受批斗，先是在设计处戴高帽子和挂黑牌子，后来就拉到长春的大马路上去游街，戴在他头上的黑帽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修特务”。他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后，我也变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他们想来就来。所有的照片、书记、信件、心爱的唱片和家具都被收走，我的家里已经是徒有四壁了。”
陈祖涛记叙了他挨整的景象：“最先是让我双手举包装汽车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两手怎么可能长时间地举东西呢？我举不动了，木箱掉下来，砸在我头上，他们就强迫我再举，举不动了就用脚踢我。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们骂我装死，强令我再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他们就用钢丝钳子夹我的手。那时真是支持不住啊！”陈祖涛没有料到的是，更残酷的磨难还在后头。为了让他交代“苏修特务”的材料，造反派开始对他毒打，“每天晚上十点钟开始提审我，把我带到一个空房间里，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家伙挥起木棍没头没脑地打。木棍子打裂了，就换三角皮带。三角皮带里面是钢丝，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口子，就象刀割一样，昏死过去就被他们用水喷醒，醒了就再打，直至天亮……我每天不能吃不能睡，小腹肿得像水桶，天天尿血，走路时腰弯得像虾米，两腿伸不直，走不动，动一动都疼得浑身打颤，实在要走只得两手扶墙，一步一步地挪。”打陈祖涛的那些人，有的是他原来的部下，有的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
尽管遭遇如此厄运，但是，陈祖涛却算是一个幸运者。从1967年到1969年，长春一汽共有3500人被审查、隔离或抄家，被打死或被迫自杀89人，其中包括常务副厂长王少林等人。陈祖涛的留苏同学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被整死，张芝明（早年共产党工运领袖张太雷的儿子）被整疯，他的母亲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姐姐张玛娅被迫害致死，可谓家破人亡，朋辈死散。
在被关押和折磨了两年多后，陈祖涛被押送到吉林桦甸县的农村劳改，“此时的我刚刚40岁出头，但由于两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又瘦又干，面色灰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走路虾米似的弯着腰，身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手上拄着一根棍子，看起来起码有60来岁了。”
陈祖涛当上了一个乡村木匠，这个共和国最好的汽车工程师弄了个木头箱子，买了一套做木匠的工具，整天慢吞吞地盖房子、修门窗和打板凳。他学会了用纸自己卷“关东烟”抽，在辛辣浓烈的烟味熏陶下，眯着眼，享受乡间劳作的快乐和自由。他甚至还帮助村民造了一辆土制汽车。他带着农民们赶着一辆大板车，去早已无人看管的一汽废料场，从废料堆里捡出发动机、大梁、变速箱、驾驶室和破旧轮胎，回村后，居然拼装出一辆能发动的汽车，“车的钢板弹簧没有着落，我用木材来代替，钢板卡子是村里的铁匠自己锻打的，这辆车在今天肯定是可笑的，破破烂烂，噪声很大，屁股后面黑烟滚滚，驾驶室没有玻璃没有门，但它能工作，比传统的大板车运得多，跑得快。”
有两年多的时间，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