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往往是产生“革命”的最佳办法，可是当它被激发出来之后，连发动者都很难对之进行持续的控制。
从1967年1月开始，各地发生血腥的武斗，其中工人造反派为最强悍的主力。
1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的七个工人、学生“造反团”冲击新疆建设兵团，通讯总机被造反派控制。25日，毛纺厂的工人造反派约4000人冲进建设兵团的汽二团抢夺枪支，前来增援的独立团战士与之发生冲突，双方开火，打死5人重伤6人。次日凌晨，再发生武装冲突，又打死24人重伤74人。
2月，四川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提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军队抓了上万人。5月，造反派抓走西南局书记曾希圣，宣称要“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造反派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甚至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全川大批工厂停产。
最混乱的景象发生在1967年的7月、8月，日后连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时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
武汉因重型工业企业聚集，成为武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当地的造反派分成“钢工总”和“百万雄师”，后者号称有120万人。从6月4日到30日，双方武斗就打死了108人，打伤2774人。7月20日，“百万雄师”成员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前来调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随后，造反派出动数万人和400多辆卡车，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和枪支，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七·二零事件”。据湖北省委后来的统计，在“七·二零事件”后，武斗风潮席卷湖北各地，被打伤打残和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人。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公告》，对当时的武斗和社会混乱景象进行了描述，“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8月4日，王洪文指挥造反派攻打上海柴油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打伤、关押650人。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各地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遭到冲击，全国性的武斗再度急剧升级。北京的造反派甚至还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冲击缅甸、印尼和印度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随着党政机关被打倒砸烂和武斗事件的不断升级，全国各大厂矿企业自然也陷入一片混乱。
李华忠主编的《鞍钢四十年》记载了这家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文革之乱：1966年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间，鞍钢贴出大字报25万张，公开被点名的干部职工有3127人，其中厂处级以上的有160人，运动来势之猛烈，触动面之广，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罕见。
进入1967年1月，对立的两派工人造反组织开始武斗，研究所大楼、运输部大楼等都被抢占，正常管理工作全数停止，22座平炉停产18个，12个轧钢厂停产10个，钢和钢材产量下降90％，当年8月仅炼钢2.7万吨，相当于1966年两天的产量。在随后两年多里，鞍钢进行“军管”，党委及生产指挥机构被砸烂，全公司33174名干部中，有20220名被列为审查对象，他们分别被认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变色龙”、“小爬虫”、“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被揪斗毒打的有4752人，215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杀，214人被打致残，还有2618名领导干部和500多名技术人员连同万名职工家属，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又有22人在劳改过程中非正常死亡。
生产管理部门被打倒后，“鞍山钢铁公司”的名称也被取消了，代之以“鞍钢指挥部”，实行“政治建厂”，宣告要“砸烂旧体制，彻底闹革命，建设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各厂矿撤销了生产车间、工段和班组，按军队建制，改为营、连、排、班，在生产过程中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数千条规章制度被全数废止，实行无规章作业和自由操作。（“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
鞍钢钢铁研究所和鞍钢设计院分别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研究机构和企业设计院，拥有科技人员2300多人，它们被限令一周内解体，除了几十个留守人员，其余都被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数吨图纸被搬到广场上当废纸烧掉，270台精密仪器因无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