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1955年1月，周恩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荣毅仁为例，讲道，“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讲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民族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履，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对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决策层的想法在这些年也有一些渐进式的判断。
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后，毛泽东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说，“资本主义所有者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1953年，他第一次提出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不过，他当时的时间表是十五年。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十五年后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消亡时间是1967年。
两年多后的1955年10月，他的时间表突然提前了，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最后的时刻到了。11月1日，全国工商联首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任委员、前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在开幕词中，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联系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执委会在《告全国工商界书》中写到，“我们工商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两个月后，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经济成份和阶级结构，果然在中国“绝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