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连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也不得不实行限额配售。全国财经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
中央决策面临两难，陈云自喻是“挑着一担炸药”。他说，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最后，陈云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最强硬的办法，那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简称为“统购统销”。1953年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动手，全力以赴”，仅中南地区就动员了330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下乡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也深知此事的艰难，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他要求，宣传工作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在控制了粮食的购销渠道后，随即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在中国经济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粮票。所有城镇居民都配发到一个《居民粮食供应本》，凭此到指定的国营粮店兑换。没有粮票，将无法购买到一粒粮食。粮票的发明是计划经济最生动的体现，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随后，各种民用商品如猪肉、食油、煤球、自行车、糕点、鸡蛋、鱼甚至火柴等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
比粮食还要早一年多的是布票。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年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年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年7尺4寸布票。布票的取消，是在1984年，而粮票的取消则要到1993年。
票证的发明，不但将城镇居民消费彻底纳入到计划的轨道上，同时，它与户籍制度形成一种结构性屏蔽，没有票证的农民从此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必需生活品，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在当时解决了粮食及商品危机，同时形成了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机制，它的后遗症也是深远的。购销两头被卡住后，农民产粮、产棉的利益被刚性化，再加上后来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使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不前。薄一波反思说，“问题和教训在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大曲折，人口增长的失控，不仅使我们长期找不到机会来改变这一政策，而且还不得不从购销两头越勒越死。”农业发展的停滞，进而造成原料物资及各种产成品的全面紧缺，中国经济逐渐滑入短缺的周期中。
美国的《时代》周刊早在1954年3月的一篇报道中就报道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景象，稍微富裕的农民不敢借出生产工具，即使出借也不敢要租金，一些人干脆把公牛卖了，这使得生产积极性下降，产量也随之下降。在1957年12月9日的观察记中，它更将统购政策、城市配给制度以及工业化建设联系了起来，它描述道，“北京也和其他城市一样，猪肉实行着配给制。但是即使是在配给制的状态下，猪肉仍然供不应求，记者报道上海市民早晨三点钟就起床，为的是在菜市场排在前面能够买到肉。农村虽然不施行配给，但是农民现在吃的肉还不如过去的一半数量，因为国家用固定的底价垄断地购买了猪肉，然后再按照垄断的高价格出售，农民远远买不起这样价格的猪肉。猪肉都去哪里了？答案是政府用肉偿还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产品……政府的雄心在于不惜代价的提高工业实力。”。
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是巨大的。据董志凯和吴江的研究，在“一五”时期，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80％，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农民每年把净收入的约7％作为农业税上缴国家，同时，由于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也就是“剪刀差”，农民又把相当于净收入的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12％。以另外一种方式计算，国家预算收入中，农民所交农业税约占10％，由于农业及其副业品收购、加工、销售和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