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筵席上受到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杰克·贝尔登还同时进行了对比，“华北共产党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他得出的结论是，“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他甚至举到了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1942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据守河南抗击日军，屡有战功，却也扰民甚重，被河南人并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因重税暴敛而造成民变的事件在抗战时并不仅见，《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杰克回到重庆后，据实写出了报道，而重庆政府的国际宣传局却以“消息不符”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对“中原大饥荒”的反思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课题。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证明“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论证，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阿马蒂亚·森的观察，适用于近当代中国的几次大饥荒，从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到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年－1961年）。
与国统区的混乱和悲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治理地区的清明景象。
1942年，在目睹了“中原大饥荒”之后，杰克·贝尔登辗转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他采访了刚刚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的共产党干部戎伍胜（1906－1999，又名戎子和）。
在访问戎伍胜之前，杰克带着很深的疑惑。与蒋统区和汪统区相比，延安的工业状况只能用原始来形容，用杰克的话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这里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惟一稍稍象样点的工厂是位于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县茶坊机器厂，它在一个隐蔽的石洞里，这里的十来台机床是一个叫沈鸿的工程师在1938年从上海偷运来的，沈因此被毛泽东赞许为“延安工业之父”。
杰克如实地写到，“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这是一个大问题。”他看到，戎伍胜的财政厅一共只有16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多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而戎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过一家大银行或一家大商号。杰克问，“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戎伍胜——他在建国后的1958年担任过财政部代部长——的回答是，“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据他的介绍，边区的年度收入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而支出部分，50％用于军费，20％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支出，10％用于教育，8％用于工业建设，5％用于公共保健，4％用于司法公案，剩余的留作储备。
杰克又问，“仅靠那么点收入怎么打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来支持这场战争吧。”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戎伍胜的原因有如下五条：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