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已奄奄一息，沦为了官商资本集团下的“小伙计”。此时，惟存一支“孤军”还有一定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五十人，乘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抗战期间，华侨的无私捐献是除了美援之外的、最重要的外援。当时，国民政府为支撑财政不断发行救国公债，国内民众虽出全力却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债认购仅得800万元，几乎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侨成为被寄予厚望的一个群体，从1937年至1942年间，南洋华侨认购公债达11亿元，可谓居功阙伟。而在南洋诸国日夜奔波、总其事者，就是67岁的陈嘉庚。此次，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迎接。
慰问团抵重庆后，自蒋介石以降所有的党国政要纷纷宴请。谁料，正是这份热情让陈嘉庚的担忧一日盛过一日，他在这里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升平，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慰问团一行下榻的是当时重庆最豪华的饭店嘉陵宾馆，有人告诉陈嘉庚，这是孔祥熙的私人财产，他十分惊讶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来拜访时，他当场问及真假，孔坦然承认，陈嘉庚在当晚日记中写道，“余至此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券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陈氏的这段感慨很耐人深思，自李鸿章、盛宣怀办洋务以来，官商身份纠缠，国事私事不分，一直是众所周知的积弊，这也是中国改革常常变型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开，却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反思并实施杜绝。唯有象陈嘉庚这种在英美制度下熏陶日久的人，才会深及于此。可惜的是，百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坚决的杜绝。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邀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赶两场，因而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感叹。有一次，去参观成都武侯祠，却看到旁边正在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硕大的坟墓。他很天真地问，“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无人敢应。他还听说，四川农民的钱粮税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70年（1981年），不由大为咋舌。在参加全国经济学社的年会上，陈嘉庚做演讲，对国内政局表达了忧虑，“光复之后，军阀劣绅，土豪盗匪，欺凌抢劫，甚于满清，华侨几于视家乡为畏途，空身回省庐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资祖国哉？”在他演讲之后，经济学家马寅初上台继续控诉，“现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尚逃走外汇，不顾大局，盗窃外币，贪利无厌，增加获利五七千万元……”坐在陈嘉庚旁边的四川平民银行总经理周季梅悄悄对陈嘉庚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已无人敢说。”
在大后方观察近2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他受到了与重庆一样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以降的中共高层全数接待了慰问团。当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很感好奇与神秘，所谓“共产共妻”的传言并不罕闻。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延安城外一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惟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十万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后，陈嘉庚遇到从南洋归国投奔延安的女学生，又悄悄问，“这里有没有国家经营的店铺？”女学生答，“没有国营的，所有的店铺都是民营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观察，南洋侨商一行对共产党的观感为之大改。最让陈嘉庚感慨的是，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他亲眼看到总司令朱德杂坐在勤务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样的杂粮。他与毛泽东闲聊南洋趣闻时，很多人都跑来围听，顷刻座位告满，有一位勤务兵就往毛泽东所坐的长板凳上挤，毛回头看他一看，把自己的身子移开一些，让他的屁股坐了下来。这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恰与重庆的官气森严形成了鲜明对照。客观的说，19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身处在野，没有任何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