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取执照，执照分为三等，甲等纳税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后，依然如法炮制。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与盛宣怀的侄子、苏民银行董事长盛文颐合伙，组建了一个“宏济善堂”，它的职责就是控制上海市场上的鸦片进口和分配，厉行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证管理以及负责征收烟税。“宏济善堂”在上海地区直接管辖的鸦片行就有58个，盛文颐还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购地种植罂粟。盛门和张啸林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开支持，“宏济善堂”内有三名日本人为最高顾问，一个叫北冈的日军上尉甚至直接担任了一个“禁烟分局”的局长。
抗战时期，鸦片的产销以及税收，成为日占区最大的经济收入。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亚洲发展会”，统一领导全亚洲的贩毒事业，日军在满洲的长春、奉天（沈阳）、旅顺以及哈尔滨都建立了工厂，日夜生产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还控制了两条国际贩毒通道，一是从土耳其到满洲的陆路，二是从日本本土到大连的海路。在整个贩毒体系中，上海“孤岛”是最重要的消费和贸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日占区内毒品产业的繁荣：在苏州，鸦片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报有500家烟馆。在北平则有314家官方认可的公共鸦片馆。汉口有32家鸦片批发铺、340家鸦片馆以及120家经营鸦片的旅馆，每天向5.5万个烟民销售4000盎司的鸦片。整个南京城内，注册从事毒品销售的贩子多达2400人，其中许多是警察，他们将毒品卖给6万成年人乃至儿童，而这占到南京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在广东的某些地区，据说米贩子和毒品贩子的人数比例为1：3或1：4。汪精卫政府每月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征得300万元的税收，占据总税赋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还可得到300万元的销售分成。据魏斐德的计算，“在1938年，日占区的鸦片销售额占了日本政府总预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华军队的军饷。”
自陆伯鸿事件后，政治暗杀一直是“孤岛”上的一种生死方式。那是无比黑暗的岁月，没有一个人的明天是确定会到来的。
1939年2月被称为“恐怖月”，短短一个月中，租界内发生18件政治凶杀案，死者21人，被打伤10人。2月19日为农历元旦，汪精卫政府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务射杀，两天后，李鸿章的孙子、曾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安徽首富”李国杰也在新闸路寓所被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张啸林被杀。这月11日，张公开接受汪精卫政权与日本特务机关联合颁发的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三天后，张啸林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张公馆接待客人，正谈得十分热闹时，院子里突然传来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的吵架声，张啸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训斥道：“吵什么！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就在这时，林怀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张的嘴里打了进去，又从后脑勺钻出。林怀部打死张啸林后，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吸着，从容地坐在大门口的一条板凳上，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他。
在张啸林被杀的两个月后，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别市”市长傅宗耀在熟睡之际，被人用菜刀劈下头颅。
在过去几年里，傅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追杀的第一目标，而主持其事者就是杜月笙。日本军部为了保护傅宗耀，专门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他的官邸，家中仆从如云，雇有23名心腹保镖，层层俱有守卫，戒备十分森严。击杀傅宗耀的，是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升源，朱是傅的专职炊事员，从他的父亲开始跟随傅家达数十年之久。杜月笙将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双十节”，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军政头目、伪市府官员。傅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卧室后，用菜刀将之劈死，然后像往常一样，拿了买菜的篮子，从走廊推了自行车，在岗哨的眼皮底下缓缓走出官邸。（刺杀双奸的林怀部和朱升源居然都得生还。林被租界法院判有期徒刑1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奖励给他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市房管局工作，一直到年迈退休。朱升源则在军统安排下辗转到了重庆，在那里，他领到了5.2万元奖金。）
如果说，刺杀傅、林，是对汉奸集团的政治震撼，那么，接下来发生的银行互杀案，就是一种妄杀无辜的政治恐怖活动了。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虽退到重庆，但仍在沪留有办事处，对上海的工商金融等业尽其所能的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与法、意商人均拟在沪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图操纵市面。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财政部电饬上海各同业公会，严厉禁止他们参与其事，同时，会函上海特区法院，指摘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整个“孤岛”时期，上海的各类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复营业。重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渗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坚守上海，法币是最重要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