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学毕业生。”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国学生要忠君爱国，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辱。”重光一时结舌，无言以对。
1937年的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此外，日军还物色一批商人，在外滩正金银行楼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二十一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南京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姚慕莲、知名商人尚慕姜等等。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召开上海市民协会的第一次准备会议，会后，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
这一消息发布后，当即震动沪上，很多人视之为汉奸行为。有记者问荣宗敬，市民协会为什么不报备国民政府，却向日军当局送达，荣答，“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势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须勇往直前，作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须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荣的解释是软弱的，在市民协会成立后，上海市商会、总工会、教育会、农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并“劝告全市同胞，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之参加分子，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
紧接着，更激烈的惩罚行动出现了。12月30日，陆伯鸿由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寓所外出，被一个化装成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开枪打死，顾馨一的家中则被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长”苏锡文乘车外出，被人投弹未中，有路人五名遭池鱼之殃。
暗杀仍在进行中，但汉奸还是屡出不绝。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如果说顾馨一、荣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业，那么，傅的行为则令人不齿。早在十一年前，他曾经因为不愿借钱给蒋介石而遭到通缉，后来他长期避难于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与日人走动密切，他尝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身价5000万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此时，他投靠“敌人的敌人”，甘愿当一个汉奸。
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怀的义子，随着他的投敌，盛氏子弟也相继投靠日本人。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日军就任命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在陆伯鸿被杀、荣宗敬出走之后，盛宣怀的孙婿、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协会”的头脑，周的亲家尤菊荪则是协会的活跃分子。
作为清末民初最显赫的商业世家，盛门附逆，成一件百死难赎的恨事。在八年抗战期间，邵式军成了上海首富，时人记载，“邵逆式军，在伪组织中，由统税局而税务署，联任首长，前后八年，缺最肥，时最久，故拥资亦最富。”盛门仅有的抗日者，是被视为“花花公子”的邵式军胞弟邵洵美，在孤岛时期，他以美国妻子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中文）和《公正评论》（英文），他还秘密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Prolonged ar”）。
与盛家子弟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的还有沪上黑社会“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
上海沦陷后，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的总龙头。“三巨头”中只有张啸林媚日投敌。他主办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公开投降日本。他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弹药，装备手下门徒，专门为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他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从中谋利。
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张啸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来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美国财政代表尼科尔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报告说，“日本人方面，始终要求保证与黑社会势力的长期合作，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外国人地区——即租界地区的最好办法，因为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黑社会力量，就能制造动乱、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攻击中国政府的银行，以及破坏中国货币的稳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会分子与其合作的惟一武器，便是鸦片和赌博业。”
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烟民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