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坊大多开在城市的郊区，以就近销售。《长洲县志》、《明实录》和《木棉谱》等书记载了苏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布源源不断地运抵苏州，染坊和踹坊开设在阊门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细，大多只专于一色，分为蓝坊、红坊、漂坊及杂色坊等等，棉布被染色完成后，送进踹坊进行后整理，然后就制成了“布质紧薄而有光”的“苏布”，贩销天下。到明末清初，阊门一带的踹坊多达450家，踹匠不下万人，其繁荣景象可以想见。
因棉布收购的市场化特征而不适合国家垄断，所以棉纺织业成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商人，苏南和浙北――苏锡常和杭嘉湖――也成为民间资本最为充沛和活跃的地区。
江浙布商之富见诸于众多史籍。《木棉谱》的作者褚华本人就出身于富足的布商家庭，据他自述，褚家六代从事布业，门下有数十人，四处开设布号收购棉布，获得丰厚，以致于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更形容说，布商的财力雄厚，动辄可以使用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白银。
商帮的出现，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缘性与地缘性之和，植根于偏远的宗族乡村，以市镇为生产和销售基地，以城郡为生活和消费中心，构成为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明代商帮中最出名的还不是江浙商帮，而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崛起都与盐业有关。
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往往占到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把国防重点放在北方，他重修万里长城，常年驻扎八十万雄兵和三十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明政府在这里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每年花在边防的银子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按当时的规定，每在大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换取“盐引”一份，一份“盐引”则可支取食盐200斤。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晋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王家和张家。
王家的创业鼻祖是王现、王瑶兄弟。他们的父亲是河南邓州学政，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王氏兄弟少年时屡考不中，转而经商。他们先是西北的张掖、酒泉一带从事粮食贸易，后来便专注于盐业，王现客死于经商途中，历四十余年，终于积累起不菲的家业。王瑶生有三个儿子，其中，老大王崇义随父经商，三子王崇古考中进士，先是在刑部当郎中，后来外放为官，一路迁升，当上了地位十分重要的宣大总督，成了帝国北方国防的最高指挥官。王家兄弟，一官一商，很快控制了河东盐场，成为全国第一大盐商家族。
张家的致富路径与王家如出一辙。其创业鼻祖是张允龄，他自幼丧父，在大江南北从事长途贩卖，据说他的经商天才很高，对市场波动的判断非常准确，以致于有人怀疑他怀有“异术”。张允龄生有二子，老大张四维考中进士，后来高迁至礼部尚书，在张居正去世后还当过一人之下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的胞弟张四教则在山西经商，在兄长的帮助下，他控制了北方的另外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
王、张两家，同处蒲州，结成了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联盟：张四维的母亲是王崇古的二姐，其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位陕西籍的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家也是著名的大盐商，此外，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出自晋商王家、李家和范家，王崇古的大姐则嫁到了蒲州另外一个大盐商沈家。
历经数十年的经略，王、张两家实际上成了北方盐业的寡头垄断集团。明人王世贞就说，“张四维的父亲控制了长芦盐场，家产多达数十百万，王崇古家族则掌握了河东盐场，两家互相控制，各得其利。”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奏说，“因为有势力的家族操控，河东的盐法已经被彻底败坏，大盐商独享盐利”他因此明确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这份奏折不出意外地泥沉大海。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同一、独特的经商信条。在明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