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的落脚之处。十四至十五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典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四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300年（元朝庞德四年）的人均GDP为600“国际元”，此后增长全面停滞，一直到1700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四百年中的增长率为零，而欧洲则从576“国际元”，增加到了924“国际元”。
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黄仁宇便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明史研究中，有一个重大理论分歧，迄今没有定论，那就是，明代中国到底有没有跟西方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中西国运的分野，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在正统的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发论”。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这一著名的论断，中国学者用众多史料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现行的中学、大学教科书中，编写者仍然持有此论。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完成了题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研究认为：在明代，“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于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削弱”。他们的结论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方学界，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予以应和。1990年代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慕兰以及他的同事弗兰克、王国斌等中国史专家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称。2000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