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亩至10亩，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一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在市场出售的。黄道婆的家乡松江是棉布生产最集中的地区，《松江府志》记载，“在旺销的秋季，每天出售的松江大布达15万匹之多”，这个数据稍有夸张，不过据吴承明的计算，全年估计约有二千多万到三千万匹，这也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产量了。
明代的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很显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这一定律。《明史·食货志》中就曾这样描写朱棣时期的情况：“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竟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
更让人吃惊的是，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有棉手工业纺织场！赵冈和陈钟毅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十分确凿地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佣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唯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二千多万到三千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六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业化生产？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
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四乡之人，自农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南浔镇志》）
“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亦然。旧传有夜完纱而旦成布者，谓之鸡鸣布。”（《温州府志》）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
这些记录呈现了十四世纪中国乡村的生产景象：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棉纺织业的家庭化与当时的人口过剩现象有关：自明之后，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建国之初的人口约为6500万，到1600年时已在1.5亿左右，人地比率日渐恶化，即便在水稻技术最为普及和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户一年耕作也仅仅能满足八个月的口粮。棉花的大面积推广及棉纺织技术的成熟，恰好为过剩劳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适于栽培棉花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为什么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厂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proto-industrialization），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工业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正因为棉纺织业在制造环节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术进步上无法向工厂化和机械化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