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就出现了，时称“质人”，到了西汉被称为“驹侩”，不过，经纪人形成职业规范是在盛唐时期。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各类牙人穿梭在买卖双方之间，居中说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兴盛，与当时国际贸易的空前活跃有很大关系，唐朝在边境地区开设了很多番市，因为语言与习俗上的巨大差异，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禄山。他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的胡人，幼年丧父，十五岁时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当边境贸易市场上的“番市牙人”，因为他懂得六种民族语言而且勇敢好斗、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有一个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禄山当了十多年的牙人，到了30岁时与史思明一起弃商从军，因军功升迁至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到了开元年间，正是这两人，一手终结了盛唐时光。
尽管工商如此繁荣，可是跟历代一样，唐代商人的面孔竟还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研究唐商，从正史之中，几无一人可得，仍然只好从野史笔记或诗文中去寻找足迹。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三百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大唐六典》中规定，凡是天下州县，有出铜铁矿的地方，政府没有开采的，可以任由民间私人开采。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一书中便推断说，“如此，量多质优的富矿必多为政府经营，或者经私人开采而发现的富矿也会被政府收归官营。通常的情况恐怕是私人只能经营零星矿或者贫矿。”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政府“天然”地拥有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它与民间的契约关系便无须对等。
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中有“治生”类，记录了数位贞观年间的商人故事，其人物个个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远是经营纺织业的，他拥有绫机达五百张之多，生产规模显然已经非常之惊人――到了宋代，国营的绫锦院也不过拥有绫机四百余张而已。他在中国北方的很多驿站都设有自己的专卖店，专门与国际商人交易（“袭胡为业”），以至巨富。
有一个叫裴明远的，出身河东世族，不过从事的却是废品收购业，他在长安城里大量收购人们弃而不用的废旧物品，转手倒卖，大获其利。有了钱之后，他在西面的金光门外，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一块遍地是瓦砾的荒地，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头树一根木头，再挂一个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击筐，中者可得一笔赏钱，没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少年们一拾而空。然后，裴明远在这块地里种果树，同时租给牧羊人做羊圈，羊粪蛋正好是果树最好的肥料。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地李养蜂采蜜，增加收入。裴明远的经营手段十分精妙，后来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书舍人、太常卿。
还有一位叫罗会的巨商，致富的职业比收破烂的裴明远还不堪，竟是长安城里清除粪便的（“剔粪”）。他家世代以此为业，至于“家财巨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书生到豪华的罗宅做客，问道，“你的生活日子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的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答：“我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二年，没料想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眼瞅着家业就要败落。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又恢复过来。”
何明远、罗会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与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雍伯（从事脂粉业）、张里（畜医业）等人相参照，往后则可以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傻子瓜子”等人相呼应，表明在一个民营经济得到鼓励的政策环境下，民间商业的丰富充满了让人惊奇的想象力。
《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时期，当时盛世已历数十年，民间富足，商人骄纵，又出现官商斗富的景象。
高宗时期，在长安怀德坊南门的东边，住着一位胡商邹凤炽，他是驼背，肩膀拱起，后背弯曲，像是骆驼，时人叫他“邹骆驼”。邹凤炽从事零售商业，他的店铺宅邸遍布帝国各地，各地的物产都被他搜罗来，家中金银财宝不可胜数。他曾嫁女儿，邀请朝中大臣参加婚礼，宾客数千人。夜里搭了硕大的纱帐，极为华丽。待到新娘出来时，侍婢围伺，穿罗戴翠，特别美艳之女达数百人之多。众客愕然，不知哪位是新娘。他曾进见高宗，竟开口要买下终南山上的树，估价一棵树一匹绢，他声称：“把山中的树买光了，我的绢也不会光。”（“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卖树虽然没成，却被天下人所传说。后来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后，子孙穷困。
史载开元年间，长安城里的富商，如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人，各自延纳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每次科举大考，文士们聚集在这些人的家中，时人视之为“豪友”。当时的诗人高适便有诗云：“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斗富、结交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