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据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计算，唐代长安有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一百万，其旧址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大于现今的北京。
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
东、西两市是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等。
《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控制了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在长安城里，政府对两市交易进行严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时间、产品规格、尺寸质量、销售价格乃至店铺租金。
——两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的时候，击鼓两百声，民众闻声而聚，到了黄昏时刻，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三百声，民众陆续散去。
——出售的弓剑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样，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备监督。各种器皿以及绢布，都有规定的质量标准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的、假冒伪劣的或缺斤缺两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
——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
由这些规定可以看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盛唐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放射性的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农民进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场所。区别于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们被称为“草市”，尽管根据唐律，规定不是州县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设市，然而“草市”似乎并没有被严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
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五十万。洛阳城里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为热闹，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个肆，周遭还有四百多个店，货物堆积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枢纽，这里常常有上万艘舟船聚集，河道拥挤填满，各路商贩搬歇货物，马车为之长塞。
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大运河开凿之后，与长江交汇于扬州，使之成为通达江、淮、河、海的水陆中心，唐代扬州城的面积据考有三十平方公里，商贸非常繁荣，号称“南方第一”，诗人李白有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此地的造船业尤其发达，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第一次出发的海船就是在扬州新河赶造的。在杭州，钱塘江上的船樯连绵二十里，城内大小店铺多达三万室。长江中游则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这些描写和数据或有唐人夸张的地方，却也可想象当时的盛况。
唐代的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一是“行头”，二是“牙人”。
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每行都有一个行会，其主持人称为“行头”，负责本行的祭祀、调协及与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书之中对唐代行会的记载非常零星，然而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组织化的萌芽，是日后非常活跃的商帮文化的渊源，那些姓名无从考据的“行头”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商人组织的领袖，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之评价甚高，认为“由漫无组织的工商业者进而成为较严密组织的行业，不能不算是质的变革。”
“牙人”则是由官方认定的职业经纪人。商业活动中的中介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