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经错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变动币制，他下令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
短短七年间，王莽四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如果说“五均六筦”是对汉武政策的“东施笑颦”，那么，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则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极端，这实际上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
汉人对土地情有独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民众对土地的看法。他认为，天下财富可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种，其中，从事农桑是为本富，经营工商为末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着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说，从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流通领域的利益更大于制造业。那么，一个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长久地拥有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来致富，然后就去买田致地，靠农田来保有之。司马迁的这种理财观念在当时已成共识，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便写道，“在炎汉一代，无论军人、说客、文士、贵族、官僚、儒者、商贾，一旦取得多量货币，皆投之于土地，以立所谓本富之本。收买不得，则用非法之手段以谋夺之。”土地兼并态势之烈，既与农耕经济的特征有关，也与这种财富观念有重大的干系。
新朝要重树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世族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遏制土地兼并，是关键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的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老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一种主流，汉哀帝时就试行过限田的办法，他下诏“关内侯吏民，名田皆不得过三十顷。”
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之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
土地私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数百年，一朝更改，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以想见。史载它的执行结果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滞了，民众站在道路上相视而哭泣。”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废除奴婢制度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王莽的经济改革，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沛，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更是让金融秩序大乱。王莽还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他的改革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荆州大荒，饥民纷起叛乱，四年后，关中地区也闹大饥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门阀、刘氏宗族乘机随之造反。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当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一个叫杜吴的人砍下脑袋。
自汉之后，人们对王莽多持毁垢的态度，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更改，民国学者胡适就两次撰文为之翻案，他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因写作而闻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柏杨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