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也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范蠡以及白圭等人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的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
在“独尊儒术”的武帝年代，这种思想显得特别的潇洒，在后世无数的儒家学者看来，它更近乎狂妄和大逆不道。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史家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中评论说，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桑弘羊评传》的作者晋文也认为，“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是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存在的巨大利润，他的目标在于将工商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主张以发展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在这一方面，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的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此外，桑弘羊与管仲一样，是一个崇尚消费和喜欢奢侈的人。从春秋战国到1869年的两千多年中，只有三位思想家是信奉“奢靡利国论”的，一是管仲，二是桑弘羊，三是晚清的魏源。其中，桑弘羊又是唯一一个轻视节俭而推崇奢靡的人。
《盐铁论》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却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逼现无遗。让人叹息的是，尽管国人在如此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探索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一景象的出现，应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干系。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后世的历代儒学大家，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几乎不敢有所创新，因而在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的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虚弱是分不开的。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鸠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从《盐铁论》的记录可见，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辩，一点也不落下风。甚至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还颇为风趣地说，“我们的辩论到这里就结束吧，胶粘的车子突然遇上雨，就此与诸位先生别过。”
从会后的政策变动来看，虽然他的政治对手霍光鼓动儒生对国营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最终没有勇气将之全部废止，只是象征性地取消了酒类的专营。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