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王把商鞅车裂了，秦国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不过，商鞅是否真的发出过“为法之弊，一至此哉”的哀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两点，其一，商鞅未必认为他的变法有什么弊端，就在孝公去世前的五个月，他还与一位叫赵良的策士侃侃而谈，以辅佐秦穆公的一代名臣五羖大夫百里奚自诩，深为自己的治秦业绩自傲（“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其二，秦惠公车裂了商鞅并灭其全家，然而仅至于此，并没有株连到其他大臣。他的所有主要法规都被全数继承下来，并无“除弊”之举。连司马迁也在《太史公自序》中承认，“后世遵其法”。
这意味着，商鞅身死之后，秦国在他既定的政策轨道上继续暴烈地前行。它的重农战略及国有专营体制为财政充沛提供了保障，而独有的军爵制度更是激励了军事上的野心和凶悍。此外，还有一项必须提及的是，秦国的兵工厂显然是当时七国中规模最大和技术水平最高的。
后世发掘始皇陵，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4万多支三棱箭头，其制造水准之高让人惊诧。它们都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数以万计的箭头是按照同一技术标准铸造而成，不论在漠北江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它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已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
在某种意义上，秦的兵工厂已是一个具备了标准工业化特征的制造型企业，而且肯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在极盛之时超过百万。在同一时期的欧洲，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二十万人。为一支百万大军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多年的统一战争里，秦国的兵工厂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形成了一套能够保证高质量、批量化生产的管理制度。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物勒工名”的记载，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在兵马俑出土的兵器中确实也有很多名字铭刻在上。
据此，后世学者研究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国家的相帮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边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在工师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而亲手制作兵器的则为匠。各级人员的名字都被一一刻在每一件兵器上，于是，形成了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的、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相关的责任人。秦以刑治国，动辄杀头灭族，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产品质量显然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
从战国中期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秦国成为最主要的战争发动者。据杨宽在《战国史》中的统计，秦孝公在位24年，发动战争6次，惠公在位27年，发动17次，武王在位4年，发动2次，昭王在位56年，发动48次，庄襄王在位3年，发动4次，嬴政在位26年，发动战争31次。总计一下，从商鞅变法开始到完成统一大业，凡前后141年，秦人共发动战争108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一个偏僻落后的西域小国，终而用万千白骨堆成了“千古一帝”的堂皇功业，这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商鞅主义”的胜利。
大秦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集权帝国。按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弗格森的定义，“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纵观人类文明史，古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乃是从城邦化走向帝国化。一个神秘的现象是，在毫无任何关联的前提下，正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在亚洲和欧洲几乎同时发生了完全类似的这一变化。
如果把开始于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看成是中华帝国胚胎初成的时刻，那么，就在四年之后――公元前356年，欧洲的一个小国马其顿诞生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短暂的33年生命中，南征北战，不但成为了希腊联盟的共主，更是征服了波斯和埃及两大王国，建立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帝国。早期的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相比于南部的、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希腊人，是一个落后的城邦国家，其形势非常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山大对希腊的征服，近似秦对六国的战胜，因此威廉·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很有感慨地说，“拥有高度文明的古代希腊人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反而被来自北方的、在许多希腊人眼中完全是蛮族的马其顿人给征服了。”
在漫长的农耕年代，高度专制集权、以军事为治国优先的政权往往能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譬如公元五世纪时匈奴对东晋王朝的战胜、公元十三世纪时蒙古对宋王朝的战胜、公元十七世纪时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