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消毒室）中清洗自己时，不再抱怨力不从心了。这里有阿西娜·玛娜基斯，现在克里提斯偶尔也会来。
“来吧，”他说，“想来就来。我无法告诉你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开心。跟我说说你正在做的吧。”
“好。”克里提斯说，他脱去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在麻风病研究领域，有人肯定很快便要治愈麻风病。我与雅典的巴斯德研究机构还保持着联系，我们的项目总指挥急于尽快推进进度。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吧，不只是为了这里的几百人，而是为了这世间成千上万的人——而在印度、南非甚至有上百万麻风病人。治愈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我保守地估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每件证据，每个病例研究，都描绘出一幅我们有能力阻止此病蔓延的蓝图。”
“我想你错了，路不会太长了。”拉帕基斯回应说，“这些天，在用不用江湖术士的药方这个问题上，我压力很大。这些人十分脆弱，他们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所以，你在这里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需要几十个病人，如果可行，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我要密切监控他们。我在伊拉克里翁只作诊断，确诊后，我就失去了病人，因为他们全被送到这里来了！照我看来，这样对他们更好，可是我需要作一些追踪调查。”
拉帕基斯笑了。这种安排对他俩都公平。沿着他办公室的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一排排全是档案柜。有些装着现在每位活着的岛民的医疗病例。他们死后，所有病例转到另一些柜子里去。拉帕基斯志愿上此岛工作之前，没有任何文件保存下来，几乎没有治疗措施值得记录，唯一的进展便是疾病的持续恶化。让人记住隔离区头几十年里的麻风病人的，只有一个黑色的大登记册，上面记有姓名、到达日期和死亡日期。他们的生命缩减到只是死神生死簿上的一条记录，现在他们的骨头乱七八糟，不加区分地堆在小岛最边缘公共墓地的石板之下。
“自从我一九三四年来这里之后，我为这里的每位病人作了记录。”拉帕基斯说，“我详细记录了他们来时的状态，以及其后发生的一切变化。病例是按年龄排序的——这样似乎更有逻辑。为什么你不去抽调一些你想看的看呢？你下次来时，我可以提前跟他们约好，让他们来见你。”
拉帕基斯用力拖开离他最近的柜子顶层抽屉，抽屉很重，一打开，里面装满了文件，他挥挥手，邀请克里提斯过来随便翻翻。
“我把它留给你了，我最好还是回病房去，有些病人还需要照料。”
一个半小时后，拉帕基斯回到办公室时，地上一堆文件；最上面的档案封面上写着“伊莲妮·佩特基斯”。
“你今天早上遇见过她丈夫，”拉帕基斯说，“就是那个船夫。”
他们把所有选出来的病人作了记录，对每个病例进行讨论，然后，克里提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该走了。当他进入消毒室给自己喷洒消毒液前——虽然他知道这种限制病菌扩散的手段多是徒劳——两个人紧紧地握手。拉帕基斯送他下山，到了地道入口处，克里提斯独自继续走到码头，吉奥吉斯正在那里等着，准备送他走上回伊拉克里翁的漫长旅行中的第一程。
他们在回克里特岛的途中没讲几句话，似乎在来路上已把话说尽。不过，当他们到布拉卡时，克里提斯问吉奥吉斯下周同一时候能不能还在这里，再送他去斯皮纳龙格。吉奥吉斯不知为何，感到很开心，不完全是因为路费。正如吉奥吉斯想的那样，他知道这位新医生还会回来，他觉得很高兴。
苦寒的十二月、极地气温的一二月，以及大风怒号的三月，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每周三都来斯皮纳龙格。他和吉奥吉斯都不是健谈的人，可他们过海去斯皮纳龙格时，开始了小对话。
“佩特基斯先生，你今天怎样？”克里提斯问。
“如无意外，我可以说很好。”吉奥吉斯会谨慎地回答。
“你妻子怎么样？”医生会问，这问题让吉奥吉斯觉得他也过着正常的已婚生活。他们俩都没多想这有多可笑，提问的人比谁都知道答案。
吉奥吉斯盼望着克里提斯的来访，十二岁的玛丽娅也一样，因为他的来访带来一丝乐观，让她能看到父亲微笑。虽然父亲什么也没说，但有东西她能感觉得到。傍晚，她会去码头，等他们回来。她裹紧羊毛大衣，坐在那里，看着小船在灰蒙蒙的黄昏中逾海而来。她接住父亲扔过来的绳子，很专业地把绳子绑在系缆桩上，把船固定在那里过夜。
四月，大风不再刺骨，空气中有了微妙的变化。大地暖和过来，紫色的春银莲、淡粉的兰花绽开了花朵。候鸟过完冬天，一路从非洲飞回，飞过克里特岛。每个人都在迎接季节的变化，热切期盼的温暖现在要来了，可是空气中还没什么明显的征兆。
战争席卷欧洲有一段时间了，就在四月，希腊被侵占。克里特岛的人现在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隔离区的报纸《斯皮纳龙格星报》定期刊登当前局势的公告，随着每周电影一起播放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