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半米。十张床全住了病人，有些是男病人，有些是女病人，但是很难分清男女，因为百叶窗关上了，只有一丝微弱的光线透了进来。大部分病人活不了多久。克里提斯在雅典麻风病院里待过一段时间，对此毫不吃惊。那里过度的拥挤和难闻的气味，比这儿糟上几百倍。这里至少还注意一下卫生，对那些感染溃烂的病人来说，这可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这些病人全处于发病期。”拉帕基斯倚着门框平静地说。这是麻风病症状的加强阶段，有时候只有几天，有时候几周。在发病的这段时间内，病人们要经受可怕的痛苦，持续高烧，剧烈疼痛，比之前痛苦得多。麻风病的反应可能让他们比以前病得更厉害，但有时候，它也说明身体正在与疾病作斗争，当痛苦消失后，他们可能发现自己痊愈了。
两人站在那里看着病房时，大部分病人很安静。有个人时断时续地哼哼，另一个人，克里提斯以为是个女人，但又不太肯定，也在呻吟。拉帕基斯和克里提斯从门口退回来，站在那里仿佛很冒昧。
“到我办公室来，”拉帕基斯说，“我们去那里谈会儿。”
他领着克里提斯沿黑暗的走廊往前走，进了左边最后一间房。这间房与病房不一样，可以看得到风景。巨大的窗户从腰部直到高高的天花板，往外看，可以看到对岸的布拉卡，以及它后面的高山。墙上钉着一幅大大的建筑图，显示着正是现在的医院，上面用红色笔勾画出另外一栋建筑的轮廓。
拉帕基斯看到这幅图吸引了克里提斯的注意。
“这些是我的计划。”他说，“我们需要再多些病房，还要几间治疗室。男女病人应该分开——如果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至少要给他们尊严。”
克里提斯慢慢踱过来，看着这个计划。他知道政府有多忽视医疗保健，特别是对于他们认为到了晚期的病症。
“那可能要花很多钱。”他不禁挖苦道。
“我知道，我知道。”拉帕基斯疲惫地回答，“可是现在我们的病人不但来自克里特岛，还有从希腊大陆上来的，政府有义务拨出一定的资金。当你碰到我们这里的几个麻风病人，你就知道他们可不是那种轻易让人拒绝的人。是什么把你带回克里特的？我很高兴接到你的信，但你并没真的说出来这里的原因。”
两人之间的交谈很快显示出同学间才有的轻松亲密来。他们曾在雅典同一所医学院就读，虽然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六年前的事了，他们还是能重拾友谊，仿佛并未分开过。
“简单，真的。”克里提斯说，“我对雅典厌烦了，看到一则告示说伊拉克里翁医院皮肤科在招聘，我便去应聘了。我知道我还是能继续研究，特别是，你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麻风病人。斯皮纳龙格是病例研究的绝佳地方。我偶尔来拜访一下，你高兴吗——而且，重要的是，你认为病人能容许吗？”
“我当然不反对，我敢肯定他们也不会反对。”
“到那时，可能会尝试使用一些新的治疗手段——虽然我无法保证什么东西会有戏剧性效果。老实讲，最新的药没什么疗效。可是我们不能坐着不动，对吗？”
拉帕基斯坐在桌前，热切地听着，他的心随着克里提斯的每句话起伏。五年来，他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拜访斯皮纳龙格岛的医生。这段时间里，他应付的是疾病与死亡的残酷洪流。每晚他脱衣上床时，都要检查自己厚实的身体，看有无染病的症状。他知道这很可笑，病菌可能在他身体里潜伏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方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可内心深处畏惧染病的担忧让他只能一周渡海来斯皮纳龙格三天。他不得不给自己一个搏斗的机会。他在这里的责任是一项事业，他觉得有义务追随，可是他担心免遭病袭的几率和长期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家伙想长寿的几率也差不到哪里去。
拉帕基斯现在确实有了帮手。病人们每天一瘸一拐地上山来看病，有些只是来换绷带纱布，有些一来就待上好些天，他无法应付得过来。正好在这个时候，阿西娜·玛娜基斯来了。她在雅典曾是医生，发现自己得了麻风病后，主动进了麻风病院，然后与雅典的“反叛分子”一同被送到了斯皮纳龙格。在这里她有了新责任。拉帕基斯想不到自己运气竟这么好：不仅有人愿意生活在医院里，而且还有着全科医学知识。斯皮纳龙格的居民并不会因为是麻风病人，就不会得上其他疾病——如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或一些简单的耳痛，这些病症通常无人问津。阿西娜·玛娜基斯有二十五年经验，除开睡觉之外，她愿意每小时都工作，这令她的价值无法估量，她把拉帕基斯当成小弟弟，觉得他还要继续培养才能成材，对此拉帕基斯毫不介怀。如果他信上帝，他愿意诚心诚意地感谢他。
现在，晴天霹雳——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十一月的阴天霹雳，在大海和天空竞相乏味时——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来了，还问能不能让他经常来。拉帕基斯欣慰得几乎长泪难禁。他长期孤军奋战，费力不讨好，现在这种孤独状况要结束了。每天他最后离开医院，在威尼斯人的兵器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