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里一摆，“你在哪里认识她的？”
王大简要地把遇到李老头和他女儿的经过讲给他听。“她是我胳膊上的救生圈。”王大接着说，“她好像就是一种刺激，在生活中给了我新的兴趣。最近，我自己也为自己的变化感到惊奇，但我对自己的变化也感到非常高兴。告诉我你怎么结的婚。”
“我把我的结婚归结为两件事情。”张灵羽说，“首先，是移民局的不友好态度；第二，是一位邻居的坏习惯。像个谜语，是吗？让我给你解释解释。”他又喝下一大口啤酒，然后点上一根烟。“有些移民局的调查官员或审查官员，”他继续说，“根本不理会我们的困难，他们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这些超过四十岁的单身汉都是同性恋。为了使我的移民状况得到调整，我决定向他们证明我是个正常人，急于结婚的程度和急于让他们勾销‘不受欢迎者’一词的程度一样强烈。所以，我决定和任何一个愿意嫁给我的人结婚，没有任何其他条件。我完全成了一个投降派。你知道，这件事越来越紧急。我想做我的生意，早点安定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通过移民官员的恩准，否则纯粹就是在沙滩上盖大楼。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们就是这块土地上的高级喇嘛。”
他停下来，喝了口啤酒继续说：“然后，我邻居的坏习惯突然帮助了我。他是个木匠，可有一个放纵的坏习惯，从来不和他的妻子讲话。天暖的时候，他一遍遍地看报纸或幽默连环画；天冷的时候，他在客厅带暖气的地板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猫着腰，背着手，津津有味地烤着下半身……”
“他还是可以和他妻子讲话，对吧？”
“不讲。他说和他的妻子谈话会干扰他的感觉。我曾经试图说服他放弃一点他那些爱好，匀出一些时间奉献给他的妻子，可他不听，他工作努力，他不放弃自己的乐趣。所以，他的妻子为了给自己雪耻，把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打电话上，只要有人给她一个电话号码的话，她跟什么人都谈。简直烦死我了。”
“我看不出来那怎么会让你心烦。难道是墙太薄吗？”
“不是，她的电话恰好和我的是一组线。除了半夜三更，我从来没有机会打电话或接电话。最后，我恳求电话公司给我换一组线，电话公司答应了我的要求。这组新线从来不忙，我非常满意，琢磨着到底是谁和我共用这条新线；也许是一直在某个地方度假的什么人，也许是一位长期在外面奔波的商人，十天里有九天不在家。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个朋友在电话上聊天，突然又有一个声音插进来打断了我——一个带西班牙腔女孩的甜美声音——礼貌地问我能否把电话挂上，让她打一个紧急电话。她的妈妈得了重病。好！我表现得非常友好。我让她打了紧急电话，然后一件事又带出另一件事，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成了亲密朋友，而故事的其余部分，我想不用讲你也知道了。”
“那是天意。”王大说。
“你可以把它叫作天意。”张灵羽说，“在咱们中国有个字说它是‘缘’。记得老话是怎么说的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可是，有时候天意却采用最有迷惑力、最让人想不到的方法把人们凑到一起。我认为我的缘就非常奇怪。但它非常完美，因为现在我意识到我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快乐、勤劳、可爱，而最重要的是，她对她妈妈非常孝顺。那是非常中国化的美德，你知道，我仍然相信孝顺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德，特别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假如一个女人连她妈妈都不爱，你怎么能期望她会爱其他的人？”他扭头看着那边的舞池，“你觉得她怎么样，你想娶她吗？”
“我还没有想过这事。”王大说，“那就看我的缘分了。”
“而且还有她的。”张灵羽说，“拿你与唐琳达和赵海伦来说，你们就是没缘。哎，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唐琳达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自从我不再当她‘哥哥’以后，从来没有想到过她。”
“她游荡到洛杉矶去了，”张灵羽说，“显然是她在旧金山待不下去了。我在一个朋友家碰见过她。她看上去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再用眼睛盯着你，却老是给你一个侧脸。”
“为什么？难道她会害羞了？”
“不是，正好相反。我朋友说，有画家告诉过她，说她的侧脸长得就像一个希腊美女。自从她听到那种评价以后，她就一直用她的‘希腊’侧脸对人。”
王大笑了，“她懂得希腊的意思是什么吗？”
“显然不懂。她要长得像希腊人，她鼻子上的肉更少还得长上四盎司。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挺有名的，而且认识了几个新‘哥哥’。”
“他们和我一样。”王大一边大笑一边说。
他们谈着，在张灵羽的妻子和李梅被她们的舞伴送回圆桌之前，又喝了些啤酒。两位女孩都是满头大汗。李梅挺喜欢跳舞，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兴奋的经历。“你觉得你的舞伴怎么样？”王大问她。
“他的味道不错。”李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