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时代》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三、高考了
邓小平当上政协主席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六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份”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二十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大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名叫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最小的有两个18岁的，一个是刚刚到海南五指山下乡就参加高考的黄宏生，还有一个是从惠州考上来的李东生，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陈伟荣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黄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脚拇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象段永基和李东生们那么的幸运。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3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牛鞭继续养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十三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六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二十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