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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传志读报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渡过。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前后，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象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二、“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男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他被官方和民间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号似乎寓示中国变革是一场有图纸、有操作程序的工程，但历史却好象并不如此，至少在企业史上并不如此。我们日后便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的成长演进和变革逻辑是经济要素不断开放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客观的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惊人的坚忍力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他只抽上海卷烟厂生产的这个焦油含量很低的品牌烟，直到今天，熊猫烟还是中国售价最贵的香烟），当他作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国家主席。
10月22日，在国内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
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一言不发地走过一条长长的生产线，到了尽头他说，“我发现了，人家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公司的几十倍。我知道了，这就叫现代化。”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八十三岁的松下幸之助。
据《读卖新闻》的报道，邓小平参观松下电器展览室时，讲解员把一盘烧麦用微波炉加热后，请邓小平观看，谁都没有想到，邓拿起一个烧麦看了一下放到嘴里，令人们大吃一惊。他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这一幕事先谁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些细节，在1978年的新闻报道中被淹没，人们只关注和称颂邓小平出访的种种政治意义，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在为中国日后的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经验。邓小平是一个深思而行慎的人，当他提出某一个主张的时候，便表明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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