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趋势的跨国公司。柯达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战略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的典范之作。从“全行业合资”、“西进”到“合资乐凯”，柯达始终都扣上了中国政经的大脉络，“外资参与改造国企”、“西部大开发”和“国企股份制改造”，这让它在中国的发展屡屡获得先机。
凭借高明的政经平衡哲学，柯达迅速成为谙熟中国政经和社会运行的跨国公司，柯达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同盟，主动顺应中国区域竞争和地方政府GDP主义，为自己的东方战略赢得强大政府体系的支持。
柯达几乎标本式的展现了跨国公司在华深入的基本模式。
但让柯达成为无可取代标本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柯达深入中国的选择来自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中深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一方面是日本挑战“美国世纪”的结果，富士在胶片领域，对柯达的霸权构成严重挑战，甚至在美国本土开始威胁柯达；另一个方面是根本的数码技术潮流正在瓦解传统的胶卷影像帝国。这两个挑战将一个百年影像公司推到变革的非常时期，必须进行核心的企业变革才能不至于被时代抛弃。所以，以大政经面目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的柯达战略，本质上是在美国罗切斯特爆发的“百年老店”的企业危机与中国感光业整体危机发生了共振。尽管，双方的危机存在着相当的错位和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基于真正全球竞争的公司危机，而后者却是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替代性战略的失败。这样当年充满民族骄傲的奋进，现在变成了难以脱手的“历史负资产”。
这就涉及到柯达标本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大规模的战略进入中，含有改造中国国有企业的本质，这深深牵涉到中国原有感光行业的历史，也深深牵动这个民族的心灵，价值观，以及精神。它不仅是一个企业形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心灵样式的变化。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正如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一样。这是既伟大又平凡的。似乎没有比柯达在中国的经历，更能将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关系如此象征性的展开。伊士曼作为一个美国平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创立全球一流的公司，记录美国人及其国家所有的重要时刻，成为美国梦的典型象征。中国也有这样的激情和梦想，独立发展感光业，这成为大规模国有感光企业出现时含有的一个传统。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和如何放弃了这样一个独立缔造感光业的光荣和梦想？
当我从2001年开始深入了解柯达，以上的基本追问，赢得了柯达方面对专业价值的尊重，叶莺作为柯达对外事务部总负责人，承诺我可以参与他们在中国的每一次新闻活动，这包括与当时柯达全球CEO邓凯达就柯达面对的基本挑战对话等等，这其中既有对一个记者探寻专业价值的尊重，也有其战略传播的需要，到2002年底，这些新闻活动让我相当靠近了柯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对于大纵深的主题，却远远不够。我决心做一次“深潜”，以一部书来终结自己的使命。而此时，柯达中国在“98协议”之后长达5年的并购整合，基本完成，客观上是可以完整讲一个柯达“中国故事”的时候了。
2002年底，我和叶莺约定在广州做一次长谈，做一个决定。这一次在白天鹅宾馆三天三夜的长谈，对于柯达进入中国所经历的大谈判和其后的整合进行了体系性的回顾。最后，双方在相当的共识和信任基础上，决定面对一本关于柯达中国的未来书稿。当然，双方也明白它也有夭折或不出版的可能。
还原与源流
这样的写作实际是重建商业史和企业史的过程。如果说，重建历史是一个更为艰难而难以实现的境界，那么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就构成了基本的底线。
关于柯达中国十年的战略所牵涉的人物如此众多，以至于当最初的人物采访清单列出时，已经足够庞大，并深深体现整个案例的本质。这既包含了当年参与“98协议”大谈判的中国政治人物，也包括柯达战略的决策人物，还有大量参与柯达中国并购整合中的中外经理人。尽管，在实际的执行中，相当一批的中国政经人物没有最终完成采访，主要是中央协调小组的人物和诸如上海等地的一些当年参与决策的地方政要。但在汕头、无锡和厦门这些地方还是实现了目标。
应该说，这是一次职业生涯以来前所未有的密集式的深度的采访风暴，在数十人的面对面的采访和对话中，近百盘大小录音磁带源源不断的产生，柯达中国十年的轮廓开始呈现，历史和现实都交织在这里，等待去梳理和还原，当然，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依旧不够。直截了当的说，这根本不够。
而我越是要把握柯达在中国十年的脉络，就越要回到源流。而在2003年全身心投入的数月采访之中，我有机会跨越美国罗切斯特，中国厦门、汕头、无锡、上海等这些世界感光业所在地的地理和时空，重新回到中国感光业的源流，回到柯达的源流，回到更广阔的时代深处，理解和梳理自己准备动手写作的一段聚焦10年的企业变革。
这堪称是一次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苦旅，也是一次发现之旅。这让我深深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