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学术”。第二天，顾雏军当即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两个相差三岁（顾雏军出生于1959年，郎咸平出生于1956年）、都有着一头灰白头发、性情俱很刚烈的中年男人开始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战争。
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诸多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收购过程中，格林柯尔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第二年压低各项费用，使公司一举扭亏。”在这一条上，郎教授说对了事实骂错了人，顾雏军其实也算是半个受害者，无非他拿人公司替人化灾，一肚子的有苦难言。二是动用科龙电器强大的现金流来完成各项收购，郎咸平通过财务计算得出，顾大量挪用科龙的资金进行收购，他利用某些地方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仅用9亿元的资金就换走了价值136亿元的国有资产，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郎咸平由科龙现象得出结论，“中国在国退民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相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地侵吞国有资产。”此论一出，对顾雏军的质疑很快升级为传媒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对“国退民进”战略的激烈争论，一时间观点锋矛相对，一些学者认为郎论偏颇，对中国企业变革的大方向有误读，不够宽容。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还发表演讲，为顾雏军缓颊，呼吁舆论环境要“善待企业家，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同时，也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则为郎咸平大声叫好，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等十多人甚至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这场大论战顿时掀起惊天骇浪，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护顾卫郎，鲜明对立，构成近二十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
局势突变至此，显然大大的出乎顾雏军的预料。在风波之中，他和格林柯尔成了双方论战的“道具”，尴尬无比。任何一位被公众关注的企业及企业家，其成长经历如同一个被很多块大大小小的积木垒高起来的塔，哪怕其中有一块是不牢靠的，都有可能造成整个积木塔的动摇或倒塌，而顾雏军的经历中则有实在太多可疑的、经不起推敲和实证的“积木”，即便在平时已是摇摇欲坠，又怎么应得起郎咸平们疾风骤雨般的追打拷问。
10月24日，“风暴眼”中的顾雏军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露面，他说，“我这次是因为莫名其妙卷进不应该由我们企业界讨论的事，再次当了所谓中国经济改革争论的一方，我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争论，也不想讨论这个事。”四天后，“不想讨论”的顾雏军却再次高调做出了反击，他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协办，举办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上，企业经济研究所罕见地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第二天，这个报告书的摘要以广告的方式被刊登在各大财经媒体的版面上，顾雏军颇有点得意地说，“外面很多评论让我恍若隔世，仿佛回到文革年代，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
从事后的效果看，这次研讨会、报告书及软文广告起到了负面的效应，顾雏军好象越描越黑，在公众印象中，他显然已经成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符号化人物。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电器，展开调查，11月，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科龙股价应声大挫。
此时的顾雏军兵败如山倒。公众舆论的指斥，终于影响到家电业务，在2004年的前9个月，科龙还产生了2亿元的利润，而第四季度剧烈的销售滑坡把全年业绩再次拉入泥潭，2005年4月，科龙电器发布预亏公告，称全年亏损约为6000万元。5月，中国证监会以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为名正式宣布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调查。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顿时乱成一团。所有银行均对科龙全面停贷，有的甚至直接截留经销商的回款，6月起，全国空调、冰箱供应商陆续停止对科龙供应原材料，生产线开始逐步停工。有记者前往科龙顺德基地采访，他写道，“半年前还热火朝天的车间突然变得死寂，从空旷的生产线边走过，仿佛嗅到了坟墓的气息。”
这段时间，顾雏军一直在北京四处奔波，他知道溃败已成定局，现在唯一可做的是将科龙尽快出售，以求全身而退。他先后向长虹、海信等业内同行抛出绣球，不过他又明确地对外表示不会卖给tCL和海尔，因为“他本人不看好这两家企业的发展”，即便身处绝地，此人亦不改张扬无忌、好指点江山的本性。7月29日，顾雏军突然与所有的部下失去联系，第二天他们被告知，“顾被佛山市公安人员带走控制起来了。”
声誉扫地的顾雏军已回天乏力，身陷囹囵的他，眼睁睁地目睹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得来的“遗产”被众人瓜分。9月，他在看守所里与青岛海信的代表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这家山东的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