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在华宝“连本带利投入资金14.2亿元”，他们愿意“承担1亿元的损失”，其他的款项则要顺德和华宝方面全数归还。很显然，这是一笔让顺德方面很感窝火的交易，不但付出10多亿元的赔偿金，还弄得华宝元气已经大伤，其市场份额被后起的珠海格力空调等抢去大半，在某些政府官员眼里，此时的华宝已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麻烦企业。因此，当潘宁提出新上空调项目的时候，便有人提出将华宝空调划归科龙，以此打造一个“空调航母。”
潘宁对陷入困境、内部矛盾重重的华宝颇为忌惮，在他看来，与其改造一个结构落后的“老房子”，还不如在一片空地上盖一个“新房子”。而政府方面则当然希望他能够挑起这付“重担子”，为此，市长承诺，购并后可以“拨给”科龙一个上市指标，允许它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在权力的高压和上市指标的诱惑下，潘宁选择了妥协，就这样，1998年10月，科龙和华宝集团宣布联合，这是当时国内家电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企业联合。
科龙、华宝合并看上去做成了一艘“大船”，但是实际上这两家企业从来就没有真正融为一体，仅从品牌经营而言，科龙决没有能力同时做好两只不同品性的空调品牌，因此，华宝之被弃是预料中的事情。而一个让人更感担忧的事情是，随着科龙体量的增大，政府对之的控制变得越来越直接。1998年12月，就在科龙宣布收购华宝空调的2个月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科龙集团突然发布公告，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卸任董事长。他的所有职务都由多年的副手王国端担当。
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潘宁对此次宣布并无思想准备。在整个1998年，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他想收购成都的一家军工厂的车间，将之改建成冰箱生产线，还到河北等省份洽谈建设北方生产基地的事宜，据这段时间与潘宁有数面之缘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观察，“潘宁下岗。其实他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他一直四处奔波。”
潘宁几乎没有对外界做任何辞职的解释，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为表示自己的彻底隐退，他与科龙约法三章：“不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退休金，不要科龙一股股份。”他对媒体记者发表的最后一段讲话是，“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地荣幸。因为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这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我光荣退休，确实好荣幸。”他对外宣称有六个“退休计划”：学打高尔夫，学摄影，学开车，学太极拳，读点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龙旧部曾记录一个细节：老潘临别科龙时，曾“口占一绝”留赠部下作纪念：“服务乡企数十年，纵横家电愤争先。闯破禁区成骏业，寄语同仁掌霸鞭。”有人指出，诗中的“愤争先”一句有点别扭，是不是“奋争先”或“纷争先”的笔误，潘宁肃然地说，就是这个“愤”，发愤图强的愤，悲愤的愤。
潘宁离开科龙后，尽管日后风波不断，他却再没有对这家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企业说过一句话。每年清明，他必由国外归乡扫墓，然后又悄然出境，几乎与科龙旧人再无往来。
科龙革命：史上最名不符实的革命
潘宁之后的科龙，进入了一个整肃期，它们自称为“科龙革命”。
这是一个激进宏大而寓意不清晰的定义。它是一场怎样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要达到怎样的革命目标？没有人说的清楚。真相也许是，后继者为了填补创业者潘宁走后留下的巨大的信念空白，不得不用这种看上去很激越的方式来凝聚人心和激荡市场信心。“革命”是一个有血腥气息的字眼，除非公司身处难以逆转的险境，百般无奈之下或可用霹雳手段一试。对于科龙这样的正处在效益高峰期的企业而言，因人事之地震而突施这种非常规的战略，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这场革命几乎革掉了科龙自己的命。
从表征上看，王国端任内的“科龙革命”分成两个层面的任务。
一是以“组织转型”为名义的人员整肃，在2000年3月到4月间，科龙完成了涉及面达2000人的管理层人事调整，压缩人员35％，部门减少40％，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全部通过竞聘上岗，378人竞聘245个岗位。王国端对科龙“人员和观念都已老化”非常警惕，他先后将四名副总裁级的创业元老一一劝退，同时则引进了知名的营销人士屈云波出任营销副总裁，国际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中国区总经理宋新宇出任战略总监，随着一批“空降兵”的到来，以及内部高层人员的清洗，科龙的团队面孔顿时焕然一新。
二是改变潘宁“高投入、高利润、高收入、高发展”的四高战略，转而为“消化、断奶”的保守型策略。潘宁在新技术、新模具、新配件等的引进上从来大手大脚，不遗余力，这使得科龙始终在品质和质量上处在国内行业的前列，也因此培养出一种超越众人的现代气质。在这过程中，自然也存在引进浪费、维修折旧成本过高等问题。后继者认为，中国家电业已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