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的则是，政府也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强势的角色——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不少企业家在创业时都具有半官半商的身份，潘宁是顺德容桂镇工交办副主任，创办了全球最大的微波炉企业格兰仕的梁庆德在创业前是顺德桂州镇的工交办副主任，乐百氏的何伯权创业前是中山小榄镇的团委书记。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南巡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站在宽敞而现代化的车间里，邓小平显得非常的惊奇，他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回答说：“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在厂区参观时，感慨万千地连问了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提及了那句日后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邓小平离开工厂后，北京有关机构公布了全国家用电器产销排行榜，珠江冰箱厂荣登“冰箱产销量第一”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它一直稳稳地坐了八年。
潘宁宿命：怎一个“愤”字了得
邓小平的三声感叹，让潘宁名播天下。此时的他已经年届60岁，按惯例到了退休的年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地提这个敏感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得到了退下来的时候。
除了年龄的敏感外，一个更“提不得”的话题是，企业的产权归属到底有没有清晰化的可能。珠江冰箱厂尽管由潘宁创办，但在产权上则属于镇政府。潘宁当时的处境十分的典型，珠江厂日渐壮大，而经营团队则无任何股权，潘宁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考虑，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词。另一个让他头痛的事情是，容声冰箱畅销国内后，由于这个品牌的所有权归镇政府所有，一些镇属企业便也乘机用这个牌子生产其他的小家电，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珠江冰箱厂的声誉，而对此潘宁竟无可奈何。
于是在1994年，潘宁决定另辟蹊泾，他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新创科龙品牌，进军空调行业。在他的谋划中，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由此可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他的这种“独立倾向”当然引起镇政府的注意。也就是从这时起，潘宁和企业的命运变得十分的微妙起来。
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潘宁雄心万丈地四处攻城掠地，他先后在辽宁营口和四川成都建立了两个生产基地，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物流运输的成本。一个尤为重要的决策是，他宣布将投资10亿元人民币在日本神户建立科龙的技术中心。当时的现状是，中国的冰箱企业靠“价格割喉战”迅速地击败了早先在中国市场上靠品牌优势而获得先机的跨国企业，但是潘宁知道，要稳固本土企业的市场战果，则必须在技术上拥有核心的开发能力。当时所有的国产家电企业，其实都还是一些装配工厂，其核心部件仍然需要从国外引进。全球冰箱的核心技术都被日本东芝、三洋及松下等公司所掌控，所以将技术开发的前沿延伸到日本本土去，是一项成本很高、但却将有奇效的战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潘宁很激动地说：“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装出一台百分百的中国冰箱，我们这代冰箱人愧对后人。”
可惜的是，潘宁的这种“决战思维”在他退出后竟成绝响，以至于到十年后，中国冰箱产业的核心技术空心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1997年，科龙实现营业收入34亿元，利润6.6亿元，被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俨然是中国制冷业乃至家电业的希望之星。然而，也是从这时开始，地方政府对科龙的掌控变得直接起来。这家品牌显赫、效益绝佳的企业成了政府官员调控地方资源的一个最佳工具。1998年中期，为了延伸产业链，潘宁谋划在科龙空调项目上增大投资。当项目报到政府的时候，他却等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决定：政府希望科龙收购同镇的华宝空调。
华宝空调的兴衰是另一个版本的“顺德故事”。《经济日报》的资深记者陶国峰曾对此有十分详尽和精彩的报道——
华宝空调厂是国内第一家生产分体式空调的企业，在广东空调行业中第一家取得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1993年，华宝空调销售额18亿元，产销量名列全国第一，这年的11月底，在经营层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华宝的国有资产控股方顺德市投资控股总公司突然决定将60％产权价格出售给香港翁氏家族控制的蚬壳公司，当时华宝的总资产达18亿元，而蚬壳的资产不足5亿港元，它只付了1000万元就获得了控制权。由于交易过于“秘密”，引起经营层的强烈反弹，创办华宝的董事长当即辞职，其他高管对香港方持强烈的抵触态度，企业经营陷入一片混乱，到1994年11月，蚬壳见对立状况缓解无望便以“空调市场不景气，宏观调控使销售款回收周期加长，空调生产竞争对手增多”为理由主动放弃了股权。港方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