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来角力，不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资本也曾在这些领域无情地摧残过荣家，甚至宋家。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逐渐上升，国家已经明确七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河流二：致命诱惑
外资究竟是“天使与骑士”还是“打劫者”？
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
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
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高速成长超来的。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一样引人注目，比如说在房地产行业，前年瑞银华宝缔造了富力和雅居乐神话，今年摩根又创造了“绿城”的传奇，短短两三年时间，使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完成蝶变，一飞冲天，在宏观调控的行业大洗牌中，不降反升，市值一跃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的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3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比如说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如POLO）产品在当地销售价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又比如中诚信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信用评级领域的行业老大，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权转让给全球最大的美资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并且未来只能成为穆迪的分支机构，用它的品牌推广业务。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强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更有甚者，这些强大的外国资本还身怀绝技，以极为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力量，导演和规划着民营资本的发展方向和行业版图。例如，自2005年以来，摩根、高盛等超级大行一方面投资永乐家电，把它一步步推到资本市场，同时以对赌协议的方式诱使其快速扩张，当永乐利润下滑、体力不支时，又以抛售股票转投国美、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永乐卖给国美。仅此一役，外国投资者获利就超过300%，而国内家电行业不仅被带入白热化的价格竞争战场，而且最终将中国家电制造业逼到几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仅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这些年，德鲁克、巴菲特和盖茨早已成为中国民营资本的先知和偶像，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中我们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不给人安全感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在我看来，民营资本要取得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与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民营资本大多历史很短，并且处于第一代创业者的创业阶段，市场经验和商业技能还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赖经验和本能，缺少系统组织的理性规划，传统的地缘与亲缘还是推动资本扩张的基本力量。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