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借鉴。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应当说万科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万科完全以民营企业的方式由创始人王石创办起家，至今已有22年历史，它不仅成功应对了经济体制变革以来所有阶段的政策与体制变化的挑战，而且越来越稳健成熟，快速发展，始终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之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应对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的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唯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万科长期以来建立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因此，路越走越宽，公司越办越顺。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发展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唯一与独裁者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氏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介石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其间不仅借其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他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同一天《福布斯》杂志宣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成为新科中国首富。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毅仁在1956年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中国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文化大革命”期间得以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2000万元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一如他自己说的“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显然，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企业家与政治家之间关系的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万通近3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算一个例子。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绞杀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