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价格买进1万片中央处理器芯片，按联想当时的打算，虽然在处理器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但是仍能从整机销售中大赚一笔。然而“黑色风暴”一刮，联想的如意算盘彻底破碎，香港联想首当其冲，随着市场电脑芯片价格持续下滑，到了7月，香港联想仓库里的那批货价格已经跌去70%，亏损达到1700万港元，而当时香港联想的资产全部加起来也就3000万港元，形势的严峻用一个时间来说明或许更明了：如果两个月内公司不能扭转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关门倒闭。
公司一片混乱，连柳传志心里也开始发毛，但此时面临绝境，柳传志决定放手一搏。在不停稳定员工情绪的同时，联想开始大幅缩减开支，一些事无巨细的规章制度都在那时产生，包括出差食宿的费用等。但关键的一个策略是，柳传志开始率领公司进行战略转移，将生产线从香港撤回了深圳，并将香港联想的100多名工人全部裁减。紧缩政策似乎起了效用，到12月，香港联想板卡的销售量近10万快，当月营业额1.3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这其中柳传志的另一高招“堤内损失堤外补”才是盈利真正的原因，1991年联想大量代理惠普、Sun及IBM的产品，由此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公司的亏损，还带来盈利。危机来临，“剩者为王”，生存是第一位，柳传志在危难关头这种变通实在让人叹服。
但是，这一场“黑色风暴”并没有平息，反而愈刮愈烈，开始扫荡全球市场，并且持续了好几年，正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之间拉锯而势头明显偏向后者的中国内地在随后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荡。1992年，中央宣布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口证”，这对当时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是个危险的信号，大家开始不安，但国务院随即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当时联想在销售额上排名第二，但出乎意料的是随后出来的保护名单上并没有出现联想的名字，原因是联想的销售额主要是靠代理国外品牌，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代理商而非“国产名牌微机”。这样一来，联想只能完全自力更生。这时，柳传志的一句话：“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给接下来联想的这场“虎口夺食战”定下了主基调，联想只有断绝后路，拼命前进。
谁都知道这场“战斗”的艰难，但现实的严峻依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1992年年初的银行业订货会，柳传志将微机单价下调4500元后踌躇满志地认为这下在价格上已经占尽了优势，然而现场回馈回来的消息让人目瞪口呆，订货会完全被台湾和国外的电脑厂商包围，而且他们的价格比联想还低两千元，柳传志认为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这段时间内，中关村里哗拉拉冒出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而内地各电脑厂商的仓库都开始堆积起滞销的货品，短短时日，市场上微机的价格直线下降了4000元。等联想总裁室的人坐下来细细算帐时发现，如果按照下调后的价格出售，根本无法保证维持生存的最低利润，也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联想没有办法在价格上再去和台湾的厂商竞争。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柳传志身上那种年轻时留下的浓厚的政治激情开始发挥了作用。联想随即召开了一次有名的“务虚会”，柳传志就像是一个军队的司令一样开始鼓舞士气，用打仗来比喻这一场商战，用战场的策略来布局接下来的市场争夺战，整场会就像是誓师大会，会议开完后，人人激情昂扬，“军令如山倒”，个个像签了生死状的将士一样，整个公司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当然，柳传志比谁都明白“务虚会”毕竟还是虚的，接下来实实在在的市场争夺仅有高昂的情绪远远不够，除了调动了全公司的斗志，形势并没有因为“务虚会”的召开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峻，而且接下来联想可谓是“内忧外患”，遭受双重夹击。
到1993年，电脑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黑色风暴”愈刮愈猛，除了台湾，在本土市场及其他市场日子越来越难过的几乎全世界的计算机厂商都到中国来抢占市场，犹如恶狼扑食。很快，国内电脑市场就被国外产品占去绝大部分，国内厂商只能是夹缝中求生。大家全部都开始打价格战，整个市场陷入恶性循坏，混乱不堪，面目全非。祸不单行，此时的联想又因为内部销售制度问题产生重重阻碍。当时联想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微机的整个流程被控制在至少三个副总裁和一个总裁助理手里，而因为各个环节都希望自己能够创造利润，所以全部都或多或少地抬高成本数据，结果造成财务帐面上的成本远远高于实际，反映在市场上的结果就是联想微机的价格难以下调，这在当时那个价格取胜的市场上，联想自然被打得落花流水。
到了1994年，形势依然没有好转，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又接踵而至，通货膨胀席卷重来，一方面企业贷款成本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人民币迅速贬值，这就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上的成本大大增加，也意味着大家仓库里的机器每天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还在一步步下调。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