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得分。世界银行调研人员还了解了对有罪一方提起民事诉讼，以使其他股东获得赔偿的难易程度。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不管怎么说，2007～2008年中国在全球181个经济体的投资者保护指数排名中名列第88位，不太理想。投资中国股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冒风险的企业经营。显然，这是正式规则与实际照以行事的不成文规定之间存在距离的一个实例。遗憾的是，在中国股市中，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美无缺——美国安然的造假、意大利帕玛拉特的财务欺诈、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不负责任”的收购，表明美国和欧洲的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未来几年必须经过显著的制度改革。但是美欧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不同。世界银行的调研暗示美欧的营商环境平均说来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处理一般的想钻空子的交易。
更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平均水平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增长这么快呢？我想答案在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尤其在产权保护方面。过去30年来，厂房、房屋甚至土地的所有权更加清晰，也更加有保障，尽管离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拥有数量巨大且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与中国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地缘的接近（带来技术和投资），加上全球经济的开放，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作用。重组的制度改进使得这些根本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得以释放。
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仍在途中，被释放的强劲有力的增长动力或许胜过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是，现在仍然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吗？假如今天的增长动力只是最初的改革步骤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相信，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特殊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否则将难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发展逐步老化僵化。随着2008年底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仿佛一夜之间，几个咆哮的增长引擎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开始追问，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点在哪里。
由此将我们引向本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的制度能有多大的改变空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环境基本上不会改变——社会建立的时候制度就被创立。但我认为，有理由怀疑阿西莫格鲁的悲观是否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没有了皇室家族滥用权力的担忧，而且，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沧桑巨变。尽管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继承了很多历史遗产的环境里，但现在怎么样，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还是陷在了哪一步？如果在哪儿被卡壳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仍然借助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下面列出从2004～2008年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结果有喜有忧：
开办企业所需的日期从48天下降到40天，相关行政费用减少了一半，最低注册资本也明显降低。这是很大的进步。
申请建筑许可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审批仍需336天。时间仍然很长，但比俄罗斯快，那里需要704天。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劳动法律历来十分复杂。我们完全赞同有必要保护工人利益，但新《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似乎走得有点远。
物权登记的成本也略有降低，从物权价值的3.6%降低到3.2%。便宜了当然更好。
银行潜在客户的信用信息更容易查找，理论上应该使得银行可以多向小企业放贷，但实际发生得并不多，银行仍然需要抵押，或者更愿意向大型国企放贷。
企业缴纳税款的种类和程序也有所简化。目前，大部分企业只需缴纳5种税，大大低于2004年该调查开始时的35种。计算应纳税额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下降，但一年中有504个小时用于清算税款，仍然十分繁重。与2007年所需的972个小时相比进步不是很大。
货物进出口所需的行政费用略有提高，在港口发生的费用也有所上升。
企业破产时，股东本金回收率略有上升，从1美元本金收回32美分上升到35美分。但还是不够高，股东本金回收率最高的经济体在90美元以上。
世界银行未列出调查开展初期的整体排名，在有综合排名的最近两年中，中国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改善，世界综合排名从第90位上升到第83位。不错但还不够理想，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仍然十分普通，这也预示着仍需很多努力。
那么需要做什么？理论上说，需要简化已有商业规则，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既有规则的日常强制执行。说来容易，难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