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台，而其后果则要由广大人民来承受。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部分内容关系到制度的重建，制定了长远的国家治理制度，逐步引进财产权利。制度逐渐成长起来，私人财产权利悄悄重现。70年代末，农民获得了对“他们的”土地的部分权利。80年代，私营企业主开始拥有生产资料，尽管法律的支撑还很脆弱。中央领导人开始公开会见私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释放出私营经济再一次在政治上被接受的清晰信号。城镇居民开始从国家手中长期承租住房，直到90年代末。2003年，农民在理论上获得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护。各个行业的立法纷纷出台，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等。私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法院再次活跃起来调解各类纠纷。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一切仿佛梦幻。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制度仍有相当大的缺口，一些不当的制度仍然存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对农田拥有的权利未受到正式的法律保护。每周都会爆出官员受贿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法院等执法机构有时候会屈从于一些因素。全国上下对于同样的法律和规定也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看到这里，人们会问今天中国的制度到底怎么样？
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处于何种水平？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而且制度的弹性很大，全国人大是否应对通过的法律尽到监督的职责，法院能否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否做到公平。如果亲身卷入一场诉讼中，或许你对于中国的法治达到了何种程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参差不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对于那些没有诉讼经历的读者，还可以有一个参考指标，即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这一调查覆盖全世界181个国家（地区），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不发达经济体，围绕企业经营的多个方面提出问题，根据工商业人士的打分对各国营商环境做出排名。最近一次调查在2007～2008年完成。《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详情参见
p://www.doingbusiness.org/，2009年度报告涵盖2007～2008年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数据。问题涉及财产权，同时也涉及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他制度问题。这一调查的目的是获得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正式规则如何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制度是我们与现实发生的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或不具强制性的规定）。有一类问题专门问修建一个仓库需要几道程序；还有一类问题涉及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某些方面中国的得分高于平均值。中国在合同执行方面排名世界第18位，物权登记方面的手续也非常容易。在获得建筑许可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手续最为繁冗的地方之一。开办企业也不是很容易，税负也相对较高（此次调研是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进行的）。
中国营商环境的总排名为第83位，稍高于平均数。看看左右，是一些不太熟悉的邻居。肯尼亚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在中国前面，同样排在中国前面的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内地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高品质的营商环境远远甩在后面（这两个经济体都位居前五），韩国居第25位。这几个经济体的排名没有带来多大意外。但是，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排在中国前面。泰国（第13位）、马来西亚（第20位）的营商环境较为稳定。越南（第94位）排在中国之后。亚洲的另外两个巨人，印度（第124位）和印尼（第129位），落在中国后面，这算得上些许安慰。
我们可以再深入地看看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物权登记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是构成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原因很简单，财产登记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在一些非洲国家，物权转移的登记手续需要90天时间，需要的费用大约为物权价值的10%，尽管如此，所有权登记还总是混乱不堪，无法给所有者以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下，富人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普通企业主和中等收入家庭则不能。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不错。平均花费29天登记物权转移，费用为物权价值的3.2%。这给予中国在物权登记方面全世界第30位的排名。
当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企业，他们的财产权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世界银行课题组的调研人员跟踪了一家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受控股股东欺骗后申请保护的程序。该控股股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该上市公司卖给其所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他在窃取财产）。发现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商业制度在要求提交交易所需的完整文件方面做得非常周到，却不能很好地确保这类实质上有问题的交易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能确保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为该非法交易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中国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