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和权力者窃取、占有的法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制度健全的地方，经济更有可能繁荣。其中缘由不难理解。如果你担心为修建厂房而购置的土地和设备有一天能赚钱的时候会被偷走或夺走，那你怎么还敢买呢？买房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借助法律体系，从你手中夺走你的房子，那你在买房的时候会再三思量。或者假如你乃一介农夫，如果担心某一天你的土地由于开发商的贿赂而被夺走，你还会在地里投入很多吗？或者，假如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如果你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发明，也没法阻止别人复制，你会花费数年时间来研究和开发吗？因此，能够保护财产权的好的制度非常重要。没有保障财产权利的制度，就没人敢开工厂、买房，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工程师也不能数年如一日地钻研新发明。
但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制度有力或者薄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构建有力的制度，就可以走上帮助穷国走向经济成功的漫漫长路。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丹尼·罗德里克，我们已在第三章提到过他）认为，重大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他认为多党制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原因是这种政治制度通常意味着重要政策的波动较小，一般来说经济危机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也意味着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conomic Outcomes？”，h Romain acziarg，December 2004，也有人（包括很多我认识的在华经商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资源配置、设施建设、制定长期规划、为公众利益制定决策方面非常有效。他们对政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修条路盖座大楼的能力大为惊叹，这在具有详尽的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交口称赞中国，取笑印度乱哄哄的民主连路也修不了，工厂只好从一个邦搬到另一个邦，直到哪个邦工会允许企业经营。这些生意场上的朋友说得不错。但是，他们没有被赶出城里，他们的房子没有被强行拆除，他们自己没有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25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飞快的城市改扩建的拥护者往往是从中受益的人，而不是作出牺牲的人。
对于什么是形成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作出了一定的回答。阿西莫格鲁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这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该奖项只颁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是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为找到问题的根本，阿西莫格鲁深入历史，对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欧洲早期移民进行了研究。“Unbundling Institutions”，ober 2004，这一角度的确非常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做研究，原料是什么，用量多少，实验条件都尽在掌握，可以反复实验，改变用量，改变实验条件，记录下每次实验的结果。通过这种行为，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形之下，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真实生活，而且往往是乱如麻的真实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来反复做实验——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千人千面，禀赋各异，观点、经历和关系也林林总总、错综复杂。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声称X导致了Y，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素M、I、t没有起作用。从历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过去发生的事实最接近于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实验。当时现代社会尚未出现，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的大多数地方没有制度。因此，看这些地方制度的演进就像在皮氏培养皿里观察制度的生长。阿西莫格鲁认为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制度起什么作用。阿西莫格鲁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发现是，一地在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对该地发挥影响力。
他观察了欧洲早期移民到达71个地方（后来均成为独立国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与今天的“坏”制度，即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着很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的解释很有趣，大致是这样：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高，导致前往那个国家的新移民减少。留在该国的为数不多的新移民希望确保他们仍然掌握领导地位，比当地人生活得更富裕，因此他们要确保法律和法庭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他们要确保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人所控制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法治。因此，真实的财产权利并未得到恰当的保护。阿西莫格鲁还发现，新移民抵达时当地人口密度也很重要。当地人口越多，越集中，那里的制度就会越坏。同样，这也是由于人数较少的欧洲早期移民希望确保将所有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操纵法律是保存自己的财富及窃取他人财富的最有保障的手段。
相反，在那些早期移民身体状况良好，大批移民随后跟至的地方，比较好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