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够。新医改方案确定了一些框架原则，但技术细节和筹资方案仍未敲定。医保体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控制医疗机构成本以及药品合理定价等。
2.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当前，许多学者呼吁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不仅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应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此外，需要改善税收体系，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一定进展。改进税收体系包括开征物业税以及股票市场印花税等措施，这些在欧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3.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目前，中国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实属负担过重。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降低社保缴费，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4.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银行却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上文曾提到，我们认为，仅小规模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并可抑制部分企业出现的过度投资的冲动。
2.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增加家庭收入。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在此期间，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则中国的“过剩”储蓄水平仍较高。这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出口”其“过剩”储蓄。
一些人士认为，正是中国的储蓄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将在第十二章深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中国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