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将不会低于GDP的4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Marcos Ces of Urban house holds in China Rising？”，IMF orking Paper，June 2008，他们发现，1995～2005年间，家庭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不仅家庭储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由于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说，家庭储蓄行为改变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收入的30%，家庭储蓄率并不算高（但整体储蓄率达到GDP的50%则是世界最高纪录）。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在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更高，约占收入的30%～35%。
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假设和威尔默的模型，一般来说老年人储蓄不多，他们会将工作时积攒的储蓄逐渐用于年老时的消费支出。但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更愿意储蓄。他们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问题。许多读者可能都会认同这一点。过去10年，随着政府投入减少，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大漏洞，还需较长时间完善医保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在所有调查中，医疗都位列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购房需求也是刺激储蓄增长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1995年，只有17%的城镇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6%。20世纪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价格被私有化，房屋出售价格仅约为市场价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财富向私人部门的潜在转移。而现在，年轻人需要按市场价购买私有住房，许多人还希望换置更大的房子。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刺激储蓄的一大原因。简言之，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关键性变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对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包括经济增长、为医疗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收入较总收入水平减少了。也就是说，家庭储蓄率提高是因为家庭总收入较整体经济规模有所减少。
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在发达经济体，年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较稳定（约为总收入的56%），不过近期美国劳动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冲击（见第十一章）。劳动力收入包括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农民耕作获得的收入。与此相比，如图77所示，中国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从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家庭收入越来越少。一些经济学家从2005年后的其他数据中还发现这一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家庭储蓄率无疑会有所增加。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数据的片面性。因此，我认为图77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的下滑程度。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统计范畴界定的问题。对家庭收入的界定曾发生很大改变，影响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将单个法人所有的小型企业收入界定为个人收入。2004年开始，统计局将这类收入重新界定为企业收入。这一变化使得近几年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下滑。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总体来说，这导致家庭收入上升，因为人们通常在农业以外的产业生产力更高。不过，虽然人们到工厂之后收入得到提高，但工业活动产生的新收入中劳动力收入的占比却比农业生产中要低。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劳动力耕作。这意味着，劳动力应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和经营场所等，也就是说，企业的总投入中劳动力投入占比减少，因此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降低。因此，在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将流向资本家。这是众多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经历的自然现象。
第三，统计数据可能没有体现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大规模增长，以及自200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是由于官方劳动力收入调查仅包含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忽略了过去10年来受雇于私营制造业的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