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家庭储蓄约占GDP的21.2%，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3%和20%（2005年数据是迄今最近的公开数据）。
同时，三个储蓄主体都至少会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而“过剩”储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其与贸易顺差相当）。家庭“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1.7%；政府“过剩”储蓄仅为GDP的1.1%；而企业储蓄呈现“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来为投资活动筹资），规模达GDP的8.7%。
中国的高额“过剩”储蓄主要由大规模的家庭“过剩”储蓄所致。不过，虽然家庭“过剩”储蓄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未见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变化的话，就是家庭“过剩”储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所下滑。政府“过剩”储蓄在2004～2005年降至仅为GDP的1.1%。企业储蓄“赤字”在2004～2005年显著缩减。这显然是近年来整体“过剩”储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赤字”的缩减可能是由于企业储蓄水平猛增，我们猜测，导致企业储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收入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的缺失（国有企业留存收益，不分配红利）。这显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体“过剩”储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新的经济失衡归咎于家庭。
为何储蓄？
这里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按经济学原理，一国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费将越多，储蓄水平则越低。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应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应逐步减少。但为什么中国的“过剩”储蓄反而有所增加？
为了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分别来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行为。它们更倾向于消费还是储蓄？其行为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人们自然将减少储蓄吗？如今，各地消费增长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们买车买房，信用卡（在年轻人中代表负储蓄率的标志）使用量激增，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电视等商品也极为普及。那么，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维持高位，并存在大量“过剩”储蓄呢？
有人试图以儒家文化鼓励储蓄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释近五年来中国储蓄显著增长的原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尔默（Calla iemer）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威尔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储蓄数据，她认为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tory berade Imbalance”，orking Paper，
p://www.spp.nus.edu.sg/wp/wp08_08.pdf其一，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高速增长。根据威尔默的模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上升0.45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增长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许影响，大量额外收入被储蓄而没有支出。这在中国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特别是资产所有者，不论这种资产是商业、房地产还是股票），并没有提高各层次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四套房子、两辆汽车，不会再热衷于多购买几瓶昂贵的洋酒。
其二，威尔默认为，赡养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储蓄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相较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将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称为赡养比率，因为儿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来供养。老年人赡养比率等于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之比。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规观点是，劳动力人口的储蓄一般来说比非劳动力人口的储蓄多。在我们的一生中，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消费，成年后随着收入增长储蓄增加，退休后将用掉一辈子的储蓄。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储蓄率水平随之改变。例如，一个社会中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将使整体储蓄率降低，而如果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将上升（赡养比率下降）。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则赡养比率将上升，而储蓄率将下降。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赡养比率在2015年左右开始上升，威尔默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