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构建正确的平台，产业升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绝对不是低估中国企业的抱负。而且，鉴于近些年民营企业和出口的大量积累，似乎也并不缺资本。同样也不缺技术，技术会自然地从最早拥有的企业传播开来（往往是被偷去的）。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并且，今天外国企业越来越将真正核心的研发拿到中国来做，这只会加快技术的传播速度。
在我眼中，这一过程每天都在发生。我所在的渣打银行的中国员工学会了如何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学会了怎样在全球市场中经营客户关系及做交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转投中资银行，所有这些专业技术就会注入中资企业。再如，尽管几款中国制造汽车未能通过欧洲和俄罗斯的安全标准测试的消息吸引了很多眼球，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一家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曾经告诉我，他相信中国本土汽车的品质将在10～15年内赶上他们。最近我拜访的一家中资汽车企业计划2010年将汽车销往美国市场。这些车将走低端路线，以价格低廉取胜，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日本、韩国汽车在西方市场独步天下的事实，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着怎样的追赶潜力。
所以，我们有雄心，有资本，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我们卡在哪里呢？卡在制度障碍。第一，缺乏真正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创新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而代之以政府官员设定部分行业、产品的专利申请目标。结果，近年来专利权申请数量膨胀，但大部分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多大价值（从首次专利保护期限失效后，重新申请的比率很低可见一斑）。你的发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你将被获准靠此发明赚钱，你自然不会培养出创新文化。当然，某些政府部门试图推动创新，但问题在于它们所运用的不是最好的机制。举个例子，对于出售盗版者，要依靠警方和相关刑事犯罪法规条例去制裁责任人，但是，除了逮售假包假表的小商贩外，警察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办案经费少，而犯罪取证所需的成本很高。更好的办法或许可以是允许认为自身专利权受到侵害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存在的问题是组织难度仍然很大，而且裁决结果很难实际执行。但是，如果这一体系真正发挥作用，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将遭到重罚，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其次，在于教育。这一领域范围广大，政策复杂，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农村地区100所小学的26%的学生患有贫血或肠道寄生虫病，这意味着他们的学习能力低、注意力弱。研究人员发现寄宿学校营养水平普遍较低，这也是影响学习能力的一个问题。提高小学生的伙食质量必须引起重视。目前只有30%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20%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原因在于，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国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位于全世界之首。请看数字：每学年160美元，目前为止全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对于一个数度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举办了史上最为昂贵的奥运会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令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高中入学率是100%。教育关乎未来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因此教育薄弱将拖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但由于成本原因一直为财政部门所反对。
总之，我认为中资企业不会一直拘泥于当前的低科技环境。但能给予它们帮助的不是中小企业扶持资金，不是税收优惠，而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制度性改变。
最后，你的伙伴可能怒了
实行干预性产业政策、进行积极的汇率管理以及给予企业补贴带来的另一个较大问题是，容易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现在，或许你可以觉得“我不在乎——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国内企业和经济发展”。这一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本国企业和本国经济的关心呵护上，每个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为什么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的其他贸易竞争对手不去管理本国汇率，不向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企业发放补贴？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对别国的出口设置障碍？如果各国都开始“管理”本国的汇率，向它们想要扶持的企业发放补贴，贸易争端将不可避免地扩大蔓延。
出于这一原因，1995年，tO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就如何降低贸易关税，就哪些国家制定监管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共同规则等议题开始谈判磋商。贸易战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当时由于各国立法保护本国企业，提高进口关税等原因，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tO的成员国同意开放贸易和投资，禁止补贴，限制其他类型的国家干预。这与罗德里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政策建议相左，也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些产业政策相左。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扶持企业的一些措施与tO框架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通常认为自己有权利采用积极的产业政策、管理汇率等。在很多人眼中，包括罗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