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的制度最有效率，恐怕当属出口行业。想想那些低税率，更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更高水平的物流，等等）。但是，这一策略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人们担心出口行业失业，但没有对这一汇率政策使服务业需要背负的成本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投资少，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就这一情形而言，2008年末外需大幅下滑对中国其实祸兮福倚，将会造成出口行业投资回落，激励中国企业家投资服务业——至少假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医疗、教育行业有足够的机会的话，他们会这么做。目前，这些领域大都将民间资本挡在门外。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竞争被扼杀，创新受到抑制，无法创造就业，财富的创造受到破坏。换而言之，尽管大多数普通人认为控制汇率对中国是好事（罗德里克也同意），但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对由此带来的很大的、负面的而且通常是潜藏的影响担忧不已。
罗德里克世界观的另一问题：政府参与的弊端
罗德里克的政策主张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比如中国）而言，也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干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干预具有隐蔽成本，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会如何改变游戏规则，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变规则，更无从知晓是否会不利于你的生意。某些时候，市长对于你的生意是有帮助的，但有时候，或许他打算扶持你的竞争对手，你的日子恐怕要开始不好过了；或者有时候他要为某一项目找钱，你被暗示或明示要意思意思。因此，成本和收益，得到与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无法预测。
一些中国具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最终惊异于研究所发现的情况。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最初愿意相信中国工业化政策的好处。他和他的学生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领先行业的多级大型国企，它们分布于钢铁、汽车、航空和银行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政府干预大多对企业是有损害的，即便是对国有企业。Che Global Economy，2001，Palgrave，为了维持就业，企业被迫并购亏损的竞争对手。企业资产扩大，拓展新的行业，忽略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效率的改进，结果造成企业发展定位模糊。这些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文化，往往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领导。受重视行业的企业可以轻松获得银行贷款，因而在资金使用和企业扩张上往往奔腾豪放，无所谓效率。我们在深圳调研的几家私营企业高管公然地谈论他们每周都要做的上层工作——至少一个企业设有专职经理，其工作就是“经营”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主要内容是吃饭、喝酒、打高尔夫或其他活动。
在我看来，天真地信任政府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政府对企业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成本与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起着作用，但并不确保它会永远起作用。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资金减少，政府需要税收，地方政府能给予的支持力度减弱。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政部门可能知道怎样做，基本的工业布局比较简单。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复杂，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从钢铁转向高科技、教育，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理方式开始变得效率不足。更好的制度、明确稳定的规则的必要性变得尤为重要。需要政府下放权力以鼓励效率，需要绩效考核制，需要拼实力而不是拼关系的竞争。到了这样的时候，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专心投身于监管是关键。在中国，制度会有这样的飞跃吗？还有待观察。
关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正如罗德里克所说，并不是一定需要政府来组织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如果条件成熟，这一过程能够自然地发生，因此也能够更为持久。
人们今天的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中资企业做袜子或其他低附加值产品，这让很多人感到气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公平，二来一个老是忙着做袜子、做塑料玩具的经济体是不健康的，而人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尽生产电脑、激光一类的产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谈产业升级的必要性。我不敢说他们的这番壮志不对，但我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不做袜子，成千上万的人只好去做繁重而收益又无保障的农业劳动，做袜子也不是特别不好。这一行业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印度的大多数人口仍然守着地里那点庄稼，基本靠天吃饭。我敢说，他们巴不得在工厂里做袜子，辛苦归辛苦，但能带来稳定的高一些的收入。
第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理可循——做袜子能够极大地创造就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数百万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口创造就业，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市场，人们百无聊赖地闲待着，没有机会工作，眼巴巴瞅着中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在随意批评中国创造数百万低端就业时要三思。
第三，我认为，